沈荣钦／川普与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分歧（上）
▲川普市场导向的政策不仅较欧巴马的大政府主义，在国内获得较佳的成效，也在国际上有效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在《用常识治国》中，余杰以十章的篇幅回顾川普自参选美国总统迄今的重要历史切片。前四章着重于川普的内心世界与人格特质，强调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影响：川普所欲继承的政治遗产、美国的清教徒传统与商人的职业性格。
作者首先检视前任美国总统雷根与川普的相似之处，认为川普继承雷根的政治遗产，两人都是非典型总统，却怀有相似的使命，雷根以终结共产苏维埃为己任，而川普则是将矛头对准了共产中国。接着回顾川普与美国清教徒传统的关联，解释为何福音教派基督徒会投票给个人道德有瑕疵的川普，关键在于两者之间存在核心信仰的根本认同，并进一步认为这种信仰符合美国的建国精神与宪法原则，也影响了川普对的大法官人选提名。然后延续韦伯式的论述，从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关系，阐述川普作为右派商人与欧巴马作为左派政治人物的政策差异。
川普市场导向的政策不仅较欧巴马的大政府主义，在国内获得较佳的成效，也在国际上有效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最后则说明美国总统由欧巴马转为川普时，权力移转过程中的诠释权之争，强调非典型总统川普如何与美国菁英奋战。诠释权战场主要发生在媒体与大学校园，背后其实真正反映的还是左右派之争。
▲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从军售到《台湾旅行法》，也都是印太战略下的产物。图为总统蔡英文接见AIT主席莫健。（图／总统府提供）
讨论完内政之后，余杰在接下来两章讨论川普的外交政策。第五章首先检讨美国军力虽然不若美苏冷战时具有绝对优势，但是目前无论是军力或是国防工业，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欧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到川普的「印太战略」，标榜美国对于亚洲战略思维的改变，从守势改为攻势。因为亚洲再平衡旨在强化美国对现有秩序的捍卫力量，吓阻中国改变西太平洋的权力结构；但是印太战略则进一步将过去亚洲的安全体系从太平洋、东南亚扩及到印度洋和印度，构建更广泛的新国际秩序。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从军售到《台湾旅行法》，也都是印太战略下的产物。第六章则进一步讨论川普因此对于过去的国际多边组织，无论是二战后的联合国或是冷战后的世贸组织，皆有所不满的原因，也代表着美国外交教父季辛吉主义的正式退场。
接下来两章回顾美国华人与川普的关联，以及六本关于川普的书籍所勾勒出的川普面貌。然后在最后两章讨论美国何以要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以及美中长期对峙局势的形成。美中由贸易战衍生到经济战乃至地缘政治的对抗，将是形塑本世纪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事件。
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以下我将延续书中问题加以讨论：从商人担任总统的优劣，进而论及何以美国学界多数反对川普，以及为何学院与美国民众对于川普支持度的差别如此之大。
相较台湾崇尚学者内阁，商人从政较无学者不谙世事的缺点，同时商人因非出自传统建制派，较少传统政治人物的僚气，足以为僵化的政党政治带来改变的动力；但是也因此缺乏政党菁英的奥援，容易依赖过去商场与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寻找官员。从这个角度而言，商人从政最好是在政党政治健全的国家，加入既有政党从政，以避免人才库狭小而有用人唯亲（nepotism）的弊病，而能够在现有政党的基础上，引进企业界优秀人才，改变官僚组织的文化。这点比较同样是商人从政的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与川普就十分清楚。
贝鲁斯科尼在小党林立的义大利从政，创立义大利力量党与自由人民党，曾先后三次担任义大利总理。在担任总理期间，贝鲁斯科尼是出了名的用人唯亲，并缺乏利益回避，以致多次卷入丑闻。例如曾经因为收购梅铎出版社的违法行为，而遭到法院下令向受到不公平竞争的同业媒体集团支付7.95亿美元的罚款，但是贝鲁斯科尼却在判决后，企图运用权力来规避罚款。此外，《卫报》也曾经报导，义大利年轻人因为贝鲁斯科尼当政，使得用人唯亲主义大行其道，缺乏关系的年轻人只得远走他国工作，甚至最终使得义大利因此产生债务危机。
相较之下，川普在两党政治健全的美国，加入共和党参选，能够在既有政党人才库的基础上，引进新的人才；并且因为川普不若贝鲁斯科尼经营媒体，所以能够在媒体与司法的监督下，避免用人唯亲与利益冲突，从而避免贝鲁斯科尼的悲剧，表现出远为优异的治国绩效。
▲美国总统川普曾一度提倡未来每新增一项联邦管制法令，就必须先废止两项旧法令。（图／路透）
商人从政通常比职业政客更坚持管理的效率与效能，有助改善政府官僚组织的效率与强化政策落实。例如川普当选总统后立刻表示，对联邦政府多如牛毛且不断增长的管制感到不耐，认为很多管制措施无非是为了特殊利益团体或是官僚组织所设，因此一度提倡未来每新增一项联邦管制法令，就必须先废止两项旧法令。
但是商人执政后通常也会发现，政府机关无法如企业组织般如臂使指，法律对公务员的保障非私人企业所可比拟，宪政的制衡机制也远超过公司治理对CEO的控制。因此商人在施政效率表现不如人意时，有权力集中化与扩大政府组织的倾向，例如贝鲁斯科尼与同样由商人从政的泰国前总理塔克辛（Thaksin Chinnawat）都曾试图修宪以扩权，也都曾在小而美政府的改革口号下，却以扩充政府组织与人员告终，塔克辛将泰国的部会从十三个增加到二十个。
这或许是作者强调商人与新教伦理之间关系的原因。要能发挥商人治国的优点，不仅需要卓越的领导与组织能力，改善官僚组织的效能，同时能够引进新人才与新视野活化传统政党与政府组织的僵固性，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的限制，在内在的道德伦理上，具有克制自身欲望与摆脱用人唯亲的束缚，以企业家发展财富的动力，大刀阔斧的进行变革，为组织带来新愿景。无论赞同川普与否，都无法否认川普为美国举国上下带来新的刺激与变革的动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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