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钦／美国自由派学者如何看待川普的对中政策？
在中南海与金融市场的惊讶下，川普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增加到25%于今日施行，尽管台湾媒体大规模报导，但是对于学界自由派的意见相对较少注意，这些人以与川普唱反调著称，对于川普迄今所达成的优异经济数据也坚持不同的解读。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哈佛大学的贸易学者Dani Rodrik，由于新书《Straight Talk on Trade》出版之故，他不久前在《Project Syndicate》为文阐述其观点，接着又在《Foreign Policy》的专访加以补充。《Project Syndicate》在台湾由《上报》购买版权并翻译刊登，不过Rodrik 的文章未被选中，也许值得一窥他的不同意见书，虽然我也不同意他的不同意见书的某些意见。
Rodrik的核心意见有些微妙，不过基调是强调美中「和平共存」。他认为今日美中关系恶化的根源是世界「超全球化主义」（hyper-globalism）的产物，也就是无论世界各国的成长策略与社会模型为何，都应该尽可能对外国厂商极大化的开放，台湾最近自经区的货贸与服贸争议大约也属这类。
他认为「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可以自由地实施产业政策和金融法规。而美国也可以自由地保护其劳动力市场，并对威胁技术或国家安全目标的中国投资进行更大的监督」，但是对于应该如何解决其中的矛盾，则未明确说明。
用白话文来说，Rodrik 认为今日的全球化过了头，应该容许各国允许施行自己的产业政策，例如我们都知道GATT对全球化的规范与强制力均较弱，因此各国才更进一步成立WTO。
不过与一般认为今日全球化大盛的意见不同，Rodrik 认为从贸易占GDP比重的成长率来看，二战后三十年的成长更胜于90年代迄今，可见并不是越强调全球贸易投资共同规范的WTO越佳。他甚至认为中国未遵守WTO规范而采行自己的政策，或许对世界更有利，毕竟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的大工厂，也成了大市场。尽管我知道某些数据支持这种说法，但是仍然以为Rodrik 的说服力不足。不过Rodrik 主张的基本原因在于他相信超全球化已经过度，在允许各国发挥自己特色的情况下，中国永远不会和西方国家一样，而会以自己的模式存在下去。
他也认为这是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本主义伟大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自我调适，从自由放任到福利国家，但是目前却遇到了极限，在超全球化下，使得受害者无法获得补偿，民粹于是兴起。
民粹政治人物找到了需求，为了被全球化所抛弃的底层民众代言，却给出错误的供给，也就是找到了问题，却提出了错误的答案，反而会更伤害这些支持民粹的民众，依旧是大银行与大资本家获益，不过支持民粹者大多无法理解。也就是Rodrik 虽然主张各国发展自己的特色，不必继续进行超全球化主义，但是也不认同川普或国民阵线、AfD的主张，他认为中间存在一种美中等各国共存的均衡，比起川普，Rodrik 甚至更同情Bernie Sanders 的政策主张！
他认为我们需要从现在的超全球化退缩一点，以达成比较健康与永续的全球化，而且下一个成为目标的是大企业与大银行。他甚至认为继目前对全球化的反挫之后，下一步是对科技的反挫，无论是AI、大数据、5G或是机器人，迟早会发展到世界无法持续的地步，将引发更大的反弹。
因此Rodrik 提出他最激进的主张，他认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与制度需要根本性的改变，不再是如目前一样，等到企业生产完之后，才以政策加以管制，而是从生产方式就开始介入，这种立场非同小可，可以远远超过福利国家的范畴，几乎是宣告自由派向左派靠近，在极右的超全球化下，Rodrik 的最终主张或许不仅是更平衡一点的全球化，也更是世界各国国内将更向左派靠拢，这种转向值得注意，可能会在未来更激化美国的政策争议。
这或许也是台湾在争议自经区时，可以连带考虑的问题，因为最终自经区不仅是单一地区的政策，终究必须考虑它对国内其他地区race to the top or bottom的影响，更需要在全球化的脉络下与国内的一般政策一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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