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日本上班族之后的日子－－无所遁逃的上班族

老侯最近，我的台湾朋友们到日本来看我，来了一团又一团，我当自己人缘好，正在美得冒泡时，只听大家众口一声地说：日币贬，看你和到木栅看猩猩都差不多便宜，当然不来白不来。日本近，再加上日圆贬，台湾来日的观光人潮挡也挡不住。前一阵子，马总统向日方代表抱怨，说台湾对日本的观光产业处于大幅逆差状态，要日本检讨，且连抱怨了两回。依我看，这不是日本单方面检讨就能改善的，「贬日圆、救经济」，本来就在日本内阁计划中，你们的钞票跑到人家的口袋里，人家只会越「检讨」越得意。既然大家都爱来日本、特别是来东京玩，我忍不住建议各位看倌：您若是阖家前来，可别因为初来乍到，按捺不住兴奋情绪，一早就赶搭电车到处闲晃。如果是碰到通勤高峰时间，一个弄不好，就会搞得妻离子散、身首异处。甚么叫做「妻离子散」？您阖家搭车，和一群上班族挤在车厢里，您的夫人被挤到天之涯，您的一双儿女被挤到海之角，您又自顾不暇，挤在门口进退两难，如此，不到目的地，全家再难团圆，这就叫「妻离子散」。甚么又叫做「身首异处」？您不过是想伸个脖子查看车厢内的路线图，被一群突然涌进车厢的OL挤得动弹不得，稍一挪动身子，瓜田李下，被人一口咬定您吃她豆腐，语言不通下，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此，除了维持歪脖子的扭曲姿态以自保，别无方法。这就叫「身首异处」。这是有名的东京「通勤地狱」。东京上班族也早就练就一身「我入地狱，你们谁也别拦」的本事。望着早就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换成凡人，多半会打消搭车念头，但东京上班族早就超凡入圣。车厢内密不透风的人墙，对他们而言，不是人墙，是人肉垫，挤出个凹窟窿还是能钻。我就亲眼见到一个西装笔挺在月台等车的上班族，车厢内分明毫无空间，他连想都不想，一转身，屁股朝着人墙猛顶，硬是顶出一个差可容人的空间后上车。总之，除非您太想体验东京上班族地狱般的通勤光景，我奉劝各位看倌，除非必要，别在通勤时间凑这个热闹。看着「满员电车」，远观可也、讪笑可也、照相可也，这一照，说不定我还入了您的镜头。因为这就是我在东京做上班族的每日实态。日本上班族予人勤勉的工作形象，有趣的是：根据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所发表的最新《国际劳动比较》，日本人一个月平均工作时数为147.1，换算成每天的工作时数，则是七个小时半不到，比韩国台湾还低。都说日本上班族辛苦，却全在数字上蒸发掉了。苦到哪去，只有天知道；至于为何而苦，则是连我这个日本上班族都不知道了。有一次，因事和台湾中国信托的银行小姐通越洋电话，银行小姐知道我在日本工作，兴奋地说：「侯先生，您在日本上班喔？」「是的。」我回答。「好好喔！我好想在日本上班生活！」银行小姐语调异常高亢，不太像是客服小姐的应酬话。但从年轻女孩亢奋的语调听来，我「在日本工作过日子」这一点，看来就剩下「骗美眉」的价值了。 就这样，几番思考后，我在日本辞去了工作，开展人生的新页。没了上班族身分，本该是海阔天空，没想到这在日本就是意味着墬入另一个阶级。这是真正始料未及的。厚生年金没了，房子租不了、房贷借不了、银行户头开不了、信用卡办不了。从前留学时，一个大陆同学半开玩笑地说：「中国算甚么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才是！」话虽戏谑，但玩味起来确有几分真理。日本的「会社(公司)」，与大陆当年的「人民公社」差可比拟。台湾的全民健保，是由政府主导办理；日本上班族的健康保险，则是由「会社」所属的产业公会自负盈亏。日本大的「会社」照料员工生活，无微不至，和当年大陆「人民公社」包办人民生老病死一模一样。这就是为何日本人进了「大手企业」(大公司)，就如同太监净了身一样，再转型都难了。「会社」让员工每月拿同样的钱，做着一样的事，是因为「会社」帮着员工挡住了外界的经营风险，作为回报，员工自然是任劳任怨拿死薪水。我离开「会社」，就意味着我从此脱离这个井然有序的群体组织，自己承担风险。这一点天经地义的道理，我是在独立营业后才真正感悟。海外仍有一片天 我离职后，一度考虑重回台湾人力市场，投石问路之下，发现台湾业者对于开拓跨国系统市场大多兴趣不大（唉，人各有志），我努力培养出来的跨国经验，看得上眼的台湾企业不多，绕了一大圈，发觉还是留在日本机会多些。闲散几个礼拜后，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是一家印度系统公司在日本的负责人打来的，自我介绍名叫「莫图」，是个印度人，但日语极其流利，看来也是在日本待久了。「侯桑，听说你在日本，都是负责做跨国企管系统的？」「是的。惭愧，也只会这个。」「呵呵，我是透过你的日本朋友介绍的。说你脑子好，沟通能力强，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合作？我们有个大案子。」莫图提的日本朋友，我大概猜到是谁。当初我和这个日本朋友意气风发决定要「一起开拓市场」，但他最终临阵脱逃，还是回头做上班族了。大概是基于内疚，把这送上门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很乐意试试看。请问是甚么样的案子？」我问道。「是一家欧洲的机械制造商，要在他们的日本分公司导入系统。我们正在和别的系统商竞标。这案子金额不小，我们务必想拿下，可惜的是，我们在日本找不到合适的双语系统人才。」莫图解释道。莫图说，不少日本人听到这案子内容「要和老外打交道」，已经先惧了三分，再加上不景气，敢于出来闯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选择在一家公司的资讯部门安稳窝着。所以找个合适的人才实在不容易。完全符合我所料。日本年轻人逐渐「内向」，这几年特别明显。以绝对数来看，2011年出国观光的日本人，共一千六百多万。看官们要是觉得在海外见到日本人的机率不低，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一年就是送了这么多人出去。但以人口比例来看的话，日本人出国的比例就不高了，在亚洲各国中，甚至还低于台湾、香港，仅仅14.6%(台湾为40.4%)。到了20多岁还没出过国的日本人，越来越多。我认识一个日本人，想到出国就头疼。问他头疼甚么，他回答「出了国就不会点菜」。细想一下：看着满纸外文的菜单，不会点菜，确实是个伤脑筋的事情，但不至于要人命。「点菜」可视为难关之一，但绝对是最后才想要克服的「难关」。对于我这种天生乐观的人而言，甚至还视为「乐趣」。日本是个各方面都便利的国家，便利到任何一个日本人、到了任何一个海外国度，都会大感吃不消，想早早回国。便利店到处有、自动贩卖机到处有、各种服务到家、连上个厕所都有自动洗屁股机...，日本越是便利，离开日本就活不下去的日本人，也就越来越多。我以前在东莞郊外做过的日资工厂专案，甚至看到日本人把洗屁股机都带来这个穷乡僻壤了。所以，「点菜」问题，仅是压死日本人的第一根稻草，怕没便利店、怕没自动贩卖机、怕生病、怕没法洗屁股...都是稻草，全压上来，成了稻草堆，有几个日本人受得了？但，这不正是让我这种有志于「做跨国生意」的人，有了做生意的机会？连外国长啥样子都没见过、想到外国就怕的日本人那么多，这生意我们不赚，谁赚？为了测试我的英语能力，莫图改用英语口试，我过了关。几天之后，莫图再请人测试我的专业能力，我也幸运通过测试。如此这般，莫图认定我合格了，两人于是约在他的公司见面。莫图本人身材高大，肤色黝黑，在印度人当中，也算是深色人种。我后来才知道，他出身的「比哈尔邦」，是印度种姓制度中「贱民」人口极多的地方，他却凭着自己的努力，在海外闯出一片天。知道他的身世与经历后，真觉得自己十几年上班族的日子过得太安稳。莫图和我亲切握手，简短寒暄过后，随即进入正题，谈如何一起拿下他口中的这个「大案子」。「这家欧洲机械公司，为了替在日本的分公司导入系统，系统专案负责人早就与几家日本当地的顾问公司接洽过。我们是透过好几层关系，才和这家公司搭上线。他们总算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参与竞标。」莫图道。

「这么说来，我们算是中间杀进来的？」我问道。「没错。说起来，我们起步比别的公司晚。」莫图边说，边把资料摊开，和我解释了一下这家欧洲公司的系统专案内容。「他们在东京有公司，在静冈有工厂。这次的系统导入，除了日本，还包含中国上海。侯桑，你是台湾人，你的中文…？」「中文没问题。」「知道中国当地的会计制度？」「知道，我在中国做过专案。」莫图满意地点点头。只是这事不是他满意就能拍板定案，最终还得客户说了算。但是我有信心：取悦日本人上司同事，我自忖能力不足（早放弃了）；取悦日本或老外客户，我自视游刃有余。所谓「内战外行，外战内行」也。于是我与莫图签了约。我带领他的印度人团队，冲锋陷阵打这一仗。我不会再回日本公司，我也回不去台湾公司，绕了一大圈，我又到了「外商」。这次是印度商。你不知道的印度人 我带领的团队共四个印度人，一个销售系统专家，一个库存管理系统专家，两个开发人员，全都是资讯领域的练家子。印度人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四肢简单，头脑发达。他们四肢简单到了甚么程度？印度自1952年以来，56年当中，就不曾在奥运比赛中拿过一面以上的奖牌。以人口来平均，印度的奖牌数一直都是敬陪末座。2006年亚洲杯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子800米田径银牌选手，后来「女选手」被揭发居然是个男的。「派个男的参加女子赛，也只能跑出个第二」，笑掉人的大牙。但也正是这么一个体育弱国，却倾全国之力发展IT头脑。光是2012年一年当中，印度的IT外包产业就占了全世界市场的58%，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比中华民国去年岁出总预算还高。投身IT产业，是印度种姓制度下「贱民」的晋身机会。我的印度朋友们，自莫图以降，全都是借此崭露头角。他们做IT，有着翻身的强烈欲望，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在日本的他们，有个致命伤：日语再精通，却多半不懂汉字。所以，与日本籍客户沟通，特别是书面沟通时，就得仰赖我了。而我仅有一个礼拜多的准备时间。一个多礼拜后，就要到客户所在做「提案」。我熟读了客户的资料，和我的印度团队分析了客户的可能需求，沙盘推演了多次，也渐渐和这几个印度弟兄混熟。与印度工程师们打交道有几个小难关要克服。印度人尽管大多能说英语，但说出来的英语是出了名的难懂，说得又快，几乎每个字要吐出来之前，总得在口中来回反弹多次，这才好不容易迸出；迸出来的字，又像上了弹簧一般，回音不断、绕梁不绝。再来，就是印度人针对「Yes/No」的反应自成一系，表达Yes时，脑袋不是点头，而是如同钟摆般左右摆动。由于「Yes/No」的脑袋摆幅差异不大，常常让人摸不清头脑。印度人的饮食习惯又各自不同。有的只吃鸡肉，有的只吃蔬菜，大多不吃牛肉。上个餐厅，得把菜色内容过问再三，才敢动手吃。这里说的动手，有时是真「动手」。我的印度同事，一只手就能把饼撕开，一口一口地塞进口里，绝不假手餐具。看得双手拿刀叉的西洋人、或单手用筷子的东洋人，都要自叹弗如。这场仗的胜败，关系到大家的温饱。我的小组里，一个叫「瓦拉」的印度同事，希望赚一笔钱后回家讨媳妇；另一个「山缪尔」，则希望靠着在日本赚来的钱给家里添一部摩托车。没人能等闲视之。瓦拉说，这案子拿下来的话，他就先请三个礼拜假，回国迎娶新娘，风风光光办一场婚宴。「侯桑，你有把握否 (Hou san, are you really confident) ？」瓦拉问起。我琢磨了一下，道：「瓦拉，告诉我，你老婆到时还等你不等你？」「当然！」瓦拉自信满满地回复。「你只要把老婆顾好，我就有把握！」说完，大家大笑。我也笑，只是笑得不踏实。「We are the best」，真假不说，但气氛得由我来营造。还好，印度人大多比日本人乐天。印度人边干活边自哼自唱；日本人边干活边自言自语。面对这样的印度同事，我只需一点点激励的话，大家便士气高昂。不眠不休把展示资料准备了四天，做出一份「提案书」简报。莫图过目，表示满意。我心里不禁大叹：「日人印人，何相异乃尔！」简报内容有时反映了作者的思维与个性，好坏与否，是个很主观的东西，但在日本公司，个人主观是无法突出的，一份「提案书」被上司改得面目全非，已属常态；如今和印度人第一次合作，印度伙伴即对我用之不疑，我深感「得君行道」之余，自然亟思以行动报答了。由于客户的系统不仅要导入日本，同时还要导入中国。在东京提企划案当天，客户欧洲总部请来了中日两地的业务负责人一起参加，听取我们系统商的企划案。同样参加的，还有另一家竞争厂商，OO公司。OO公司兵强马壮，在亚洲早就是独霸一方的顾问公司，我听到对手名字，老实说，心凉了一半。而客户采取的，又是一翻两瞪眼的做法：由客户方面提问，两家厂商作答。会、不会，无法以吹牛皮带过，只能用真功夫。这是我在日本商场的第一场仗，万万没想到是这样一场硬仗。知道是硬仗，只有硬着头皮打。我们战战兢兢迎来了到客户处提案的那一天。短兵相接 客户的东京分公司，位在东京「千代田区」两个地下铁车站之间，从哪个车站过去都差不多距离，用日文说，就叫做「中途半端」，意味着从哪个车站过去都得走一段路。我为了怕大热天里大家走得心浮气躁，出了车站便叫了计程车，一行人搭车直奔客户办公楼所在。我们表明身分来意后，客户柜台小姐对我们鞠个躬，随即领我们进了会议室。我们明明是准时到达，但客户会议室里的大圆桌就几乎坐满了人，「会无好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明显感受。会议桌上，欧洲面孔五、六人，坐于左侧；亚洲面孔十多人，坐于右侧。有几个亚洲人，穿得特别西装笔挺，想必是对手OO公司的人马。我们几个人坐定，从包里掏出电脑，放在会议桌上。会议主持人随即宣布会议开始。主持人来自瑞士，是负责这次亚洲区系统导入的专案经理，出席用户则来自日、中等国家。所以会议主要以英语进行，但用户的英语说得有些吃力，日本分社的社长索性连英语都不会，看来虽然是欧洲公司，海外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联络并不那么紧密。会议议程共进行两天。主持人先把上午议程介绍完后，就正式开始会议。对手OO公司先上台做简报，打扮体面的男顾问以日语主讲，梳妆整齐的女翻译作英语即席口译。男的一句，女的一句，简报内容做得中规中矩，不亏是饶富经验的团队。只是会议室内昏暗灯光所引起的催眠作用，不消廿分钟，出席者多人开始梦周公。我见状，暗自叫苦：现在尚且熬不住，等一下轮到我，岂不全体趴在桌上睡，到时谁还看我们辛苦准备的内容？「接下来，请XX公司的侯先生为我们解说。」轮我了。台下几个出席者揉揉眼睛，强打起精神。看着他们的模样，我想，等一下开讲，大家重梦周公，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临时想出了一个台词。「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想必大家看我的脸，都猜出七分了：我是台湾人。」这话分别以英、日语说出，说完随即暂停。台下先是鸦雀无声。几秒的沉默过后，一个意识到这是个笑话的欧洲人，首先大声笑道：「Sorry, I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对不起，我不知道哪里不一样)」话一出，全场跟着笑成一片。几个本来昏昏欲睡的出席者，似乎也跟着精神一振，笑出了声。就连对手公司的几个人，也忍不住掩着嘴笑。我安心了。睡魔赶走之后，接下来只要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简报，行云流水地说完即可。为了让与会者多所参与，我加了一些互动问题，让各国用户「各言尔志」，只是老中说英语，「six」发音像「sex」；老日说英语，「fax」发音像「fuc#」。各自陈述对系统的需求时，老日说：「We want to fuc# our customers」，老中说：「We have sex offices」，用户们语音才落，远远见到我的印度同事个个如钟摆般摇头。如此这般，一场多国口音夹杂的的会议，开得活色生香，大家从头到尾忍俊不禁。但是很明显，全场已经被我的节奏掌握，彼此互动热烈，从头到尾听完简报。虽不敢说这是一场「成功」的简报，起码这已经注定不会是「失败」的简报。我走下台，不知何时，莫图也来到场，微笑地看了我的表现。他拍拍我的肩，用日语赞道：「侯桑，不错。」上午的考验过了，进入中午休息时间。客户为我们顾问公司人员准备了便当，我们就在会议室用餐。印度同事们吃不了日式便当，结伴到外面餐厅觅食，会议室内就剩我和对手OO公司的人员。我们礼貌性地闲话家常。OO公司的人好奇我的背景，彼此闲聊了一番。「其实，我们身为日本人，也不爱做日本公司的案子。就算是到海外做也不乐意为日本公司做。」OO公司一名叫内藤的顾问私下和我这么说。

「为什么？」我问道。「细かい（太琐碎了），难搞。日本客户的要求吹毛求疵不说，有时仅仅为了一个系统功能，比方说，单纯做个『应收帐款管理』，客户的需求不断堆高，堆到最后，非得要几个顾问一起来才勉强做得成。所以，可能的话，我们也想抢欧美客户的案子。毕竟好做多了。」「那倒是。」「侯桑，多多指教了（よろしくお愿いします）。」内藤深深地鞠了个躬，礼数周到地展现风度。「哪里哪里，彼此彼此。」我也回了礼。这类的话，我在台湾也听过不少。论起吹毛求疵，可能日本客户远在台湾客户之上。但论起何者「难搞」，则台湾客户绝对不比日本客户「好搞」。台湾客户普遍樽节开支，一个系统案子，在七折八扣下，厂商彼此削价竞争，甚至到了影响系统品质的程度，是最大的问题。只是，成本可量化，品质难量化，当下省的钱，立刻反映在当年度的营收上；但牺牲掉的品质，往往多年之后才会尝到恶果。

下午，进行另一个议程。客户提出他们面临的问题，希望从我们系统顾问得到解答。「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国家消费税调涨到8%时，你们设计的系统有没有办法迅速对应？」这是日本客户会计部门的人员提出的问题。讲到日本的消费税，就不得不提神仙也难救的日本「公债」。日本的公债是日本国民总生产毛额的两倍。白话地说，等于一圆日币的钱才赚到手，就得还两圆日币的债。用资产负债表来看，2012年底，日本共有负债1088兆日圆，资产总额却仅有626兆日圆，几乎是把整个日本都卖了也还不起钱。日本再不增税，则国家何时破产都不奇怪。调涨消费税是必走的路，但一次调涨太多，对经济打击面太大，所以日本政府计划分段实施。第一次从5%调到8%，接下来再从8%调到10%。调到10%之后，是否就不会再调，谁也难预料。但每调一次，日本各公司的资讯系统就得更动一次，意味着我们系统顾问又能多赚一次。OO公司的顾问似乎对此成竹在胸，立刻答复道：「系统的更动相当简单，只需把系统里关于消费税的设定，从5%改成8%就可以了。」顾问说完，翻译也说完，瑞士籍的专案经理满意地点点头。我听了一肚子狐疑，私下问了销售系统专家瓦拉：「有那么简单吗？」瓦拉稍加思索，低头小声对我道：「当然没那么简单，我在印度就改过。改消费税的当下，未出货的销售订单、未到货的订购单、退货的发票，该维持旧税率？还是新税率？OO公司的顾问一个字没提。侯桑，我们打回去！」「瓦拉，有你的，你准备娶老婆吧！」我夸完他后，立刻举手道：「对不起，我们想补充一点。」专案经理看了我一眼后，示意让我回答。「村山首相决定调涨消费税那年，我在日本念书，记忆犹新，因为他一决定要调到5%，就把我吓回国了。所以算一算，5%的税率从那时维持到现在，都十多年了，谁也不敢说自己有着丰富的『更改消费税设定的经验』，」我笑了一下：「包括OO公司的顾问也一样，对吧？」OO公司的人面面相觑答不出话。「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经验丰富的印度顾问。根据我们顾问的评估，系统除了要改税率，还得掌握订单和退货，」我再加了一句：「这种事，得找真正有改税经验的外国顾问。可能日本经验派不上用场。」客户的会计部经理像是恍然大悟，拍起桌子喊道：「なるほど（原来如此）！」就这样，下午的会，我们再度夺回主导权。我们对中国用户解释了中国企管系统的做法，对日本用户说明日本特有的系统架构，一天下来，几乎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一个外籍兵团而言，我们算是表现不俗。会后，我和印度同事们相视而笑：「我们大概赢定了！」这个信心，一直维持到第二天的上午。急转直下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客户公司的会议室。这天下午要与客户欧洲总部的全球专案负责人做电话会议。OO公司的人早就到场，像是窃窃私语些甚么，一看到我们出现，却又停止了讨论，气氛明显诡异。我没放在心上。我把公事包放好，走到了茶水间倒水，见到OO公司的内藤顾问一个人在茶水间里。「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您好呀）。」我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内藤也回了礼，眼神却有些飘忽。我边倒水，边聊些天气等闲话。内藤附和了几句后，看看周遭无人，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侯桑，我们查了…。」「恩？查了？」我听得一头雾水。「透过认识的人查了你以前的公司，知道了一些你的事。」看着内藤的表情，我深知OO公司「查到」的，必然不是我的「丰功伟业」。我当初为了和日本同事吵了一架愤而离职，这是我人生仅有的一次意气用事。如果OO公司有心，大可以拿此借题发挥，「侯桑不合群」、「侯桑不胜任」…风评只需简单一句，却足以让我百口莫辩。顾问业界是个封闭的圈子，具备了坏事传千里的所有条件，换成日本也一样。

我依稀想起内藤昨天和我闲聊时，是边谈话边抄笔记的。当时只暗自笑日本人迂，连闲聊也要「记重点」，这下全明白了。「对不起，昨天公司都知道我和你聊了天，所以，从我这里探听了一些你的事情，再透过认识的人问到你以前的公司…。」内藤说时带着惭愧，表情像极了日本电器行里为了「商品缺货」向客户道歉的店员。只要稍加训练，任何日本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表情都能做出这样专业的「愧色」。「いいえ、いいえ(没事没事)」我故作镇静道：「この业界って狭いっすね(这圈子真小呀)」。我胡乱说了几句应酬话后，就匆匆走出茶水间。「侯桑，」突然内藤从背后叫住我：「你倒的水忘了拿走！」我回头，勉强挤出笑容，转身去取我的水杯。「侯さん、大丈夫？（侯桑，没事吧）」内藤追问道。我连声「はい（是的）」之后，离开了茶水间。现在就断定内藤是敌是友，尚嫌过早，但就「扰乱军心」这一点来看，他的目的确实达成了。接下来的议程，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客户的问答我都听得左耳进右耳出，客户感受到了，我的团队更感受到了。我必须承认，我实在不具备谈笑用兵的资质。商场就是战场，OO公司没有对我手软的道理，想到这一点，我的乐观情绪完全消失。「侯桑，」瓦拉关心地问：「Are you alright?」我回过神，强打起精神，还是重复那句话：「你只要把老婆顾好。I am alright.」这是色厉内荏了。他顾老婆，谁顾我？看着OO公司的顾问不时与客户专案经理交头接耳，对此刻的我而言，全是磨刀霍霍，杯弓蛇影。我极可能被这个专案扫地出门，莫图对我的信任自此瓦解，我在这个业界再无立锥之地…。I am not alright！休息时间，莫图不知何时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叫到另一个小会议室。「侯桑，…」莫图和我对坐，欲言又止了半晌，结果还是开了口：「there are some discussions going on（我们正在谈一点事）」「甚么事？」我问道，但几乎猜到八分，心里已经做了最坏打算。「我猜客户大概从别处听来甚么了。客户说，…客户说，如果侯桑代表我们公司主持这个专案，他们可能无法与我们合作。」果然，这是我能预想到的最坏状况，莫图亲口说出，算是利空出尽了。「但是，今天的会总要开。我和客户说了，关于侯桑，我们会另外安排。你别消沉，下午你还是代表我们把会开完吧。」我点点头答应。气早就泄得差不多，莫图的话更让我一路泄到底。翻盘没可能了，下午是和客户欧洲总部专案负责人的电话会议，电话会议完，我就被请出专案。我成了个道地的瘟神。下午，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着会，幸亏内容不是那么重要，也可能是我自动「视为」不重要。就这样熬到了三点，正式与欧洲全球专案负责人开始电话会议时，却遇到了我生平最戏剧性的一刻。全球专案负责人，彼特(Peter)，是个很容易记的名字。生平已不知道遇过多少彼特，洋人彼特与华人彼特。透过会议室的电话会议设备，彼特和大家亲切地打招呼。「大家好，KONICHIWA（日语的「你好」）。」「嗨，彼特好！」「你们该是下午了吧？我们这里是早上。」「是的，我们是下午。你刚睡醒？」瑞士籍的专案经理促狭道。两人寒暄了一下之后，彼特突然话锋一转：「侯桑在吗？」会场的目光全投向我。我今日的表现与昨天完全不同，几乎没做过一句发言。听到叫唤我的声音，我像是醒了一般，绷紧了神经，应了一声：「Yes！」「侯桑，你忘了我了？我是B集团的彼特！」B集团？我在回忆里翻搅一番，总算想起了这个荷兰籍「B集团的彼特」。我精神大振，起身快步走到电话会议麦克风旁道：「Hi, Peter, how can I forget you!!（彼特，我当然没忘记你）」在离开前一份工作○○株式会社前，我曾与其他同事被公司派到这家欧洲「B集团」东京分公司，担任他们系统更新计划的顾问。彼特就是当时「B集团」这个专案的负责人。我们人马浩浩荡荡进驻了一天，就被告知「B集团」因为去年财报结果出现大幅赤字，今年必须节省开支，「系统更新的计划无限延期」。这个消息正是由彼特发电子信告诉大家的。仅仅待了一天，就被告知收摊，大家都觉得错愕。我还记得当时同事们彼此苦笑，收拾打包的情景。当时，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发个信给彼特，给他打打气吧。」为此，我和我们的专案主管提了一下。「余计なことしなくてもいい（别没事找事），」专案主管一句话就把我否决了：「这是业务人员该做的，不是你做的。」话虽如此，我还是在事后偷空发了电子信给彼特，信中除了对他们B集团的状况感到遗憾之外，我还这么激励他：「我相信我们会在东京再见面！」这是将近一年前的事情了。我只知道后来彼特也跳了槽，但万万没想到彼特现在在这家客户做起了全球企管系统负责人。「侯桑，你说中了，我们又在东京见面了，呵呵！」彼特说着，两人光是叙旧就谈了五分钟，其他会议出席者好奇地看着我和彼特的交谈，完全不知道我和这位「全球系统专案负责人」之间有着甚么渊源。这个专案后来花落谁家，不须我多做交代了。瓦拉下个月就要结婚（比预计延期了）；山缪尔则早买了摩托车；而我也总算在东京有了一笔远高于一般上班族的收入。彼特事后和我聊天时，这么说着当时的心情：「B集团说要缩紧预算，接着就是裁员。我对你们公司很抱歉，但我自己也是惶惶不安，因为自己可能就是裁员对象之一。」彼特描述的状况，完全在我的想像当中。若非公司财政恶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一般来讲，这种毁弃商业契约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做的。B集团当时必然遭遇大变。「在这种状况下，侯桑，你发的那封mail，确实让我看了很受用。一封鼓励我的信，居然是来自外部顾问，你们的销售业务都没那么贴心。呵呵。」彼特笑了笑，接着说：「日本人做事很守规矩，但你做事很讲感情。一个讲感情的人，是不可能丢下客户不管的。这个专案我要定你了。」这是我在异乡商场的第一仗。如今想想，还是充满了太多的不可思议。所谓「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这是我们华人最朴质的做人基调，连翻成外文都难，却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做人，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就这样，我又重回到每日挤电车的日子，您下回若来东京，看着「满员电车」，远观可也、讪笑可也、照相可也，若在壅挤的人群中，碰巧看到一张挤得变形的笑脸，呵呵，那多半是我了。

●作者老侯，硕毕，在日本谋生的台湾上班族。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