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看台湾》还原两岸关系的「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历时2年制作，如实回顾圣严法师一生与佛法的缘起与生命的实践。（牵猴子提供）
近期在两岸文化界引发热议的话题是一部记述禅宗大师一生行谊的纪录片——《本来面目》。该片真实还原了法鼓山创办人圣严师父的八十载生命历程，原定于2019年圣严师父圆寂十周年上映，后因疫情，甫于今年和观众见面。该片导演张钊维曾执导描写国军空军战史、献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电影《冲天》。若要用三句话概括这部电影所呈现的圣严师父应该是：「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的事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以及「风雪中的行脚僧」。
圣严师父出身大陆清寒农村，20岁随军来台，后二度出家，甚至远赴日本，成为佛教界攻下博士学位第一人。50岁时在美国建设道场开始弘化事业，60岁创办法鼓山，70岁在联合国「世界宗教及精神领袖和平高峰会」发表讲话，90岁圆寂。纵观法师一生，历经贫穷、战乱、流离失所、人情冷暖，体悟到死生无常、人世沧桑。他不仅从未忘却最初促使他出家的因由：「佛法那么好，知道的人那么少，误解的人那么多」，更用尽了一生去探寻如何在中国传统中走出一条适应现代人需求的创新之路。
圣严师父的当代佛教创新之路归结到四字原则就是「返本开新」，「返本」是回归中国佛教传统之本，「开新」是开创中华当代文化之新。这四字即是启发反思两岸关系的第一点。
圣严法师从未抛弃过「中国人」身分，更指出法鼓山乃至台湾佛教的发展应「立足中华，放眼世界」，这样的「中国色彩」、「中国性」在今日的觉青族群来看可能甚为碍眼，可是并未妨碍法鼓山长期以来享有「台湾佛教界清流」的美名，以及在年轻族群中的接受度，其原因在于没有财务、政治方面的争议。
更有甚者，由于圣严师父曾对同婚议题如是评论：「我看到许多同性恋者，他们都很优秀，很善良，在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表现，可以说是高品质的人。他们相爱，同居，甚至结婚，改变了两性结合的家庭结构，他们的身心家业是否能安定？如果可以，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了。」
这番话每每在社会各界争论同性婚姻时，被拥护进步价值的族群奉为圭臬，甚至是要求保守人士学习的榜样。但这并不是说，拥有所谓的「中国性」、「中国」认同不会被视为异己而被排除；而是说，若想要被接纳，就必需附加新的价值追求。因此，在基进族群中，「拒中」和拥抱进步价值是一体的，非此不能展演出自身与对岸的差异。而这正好与「返本开新」背道而驰，故而预示了必然的失败。法鼓山之所以能最先在美国立足，进而在台弘化、走向世界，靠的是「法乳」、「法源」，即所谓「中华禅法鼓宗」乃是承继中国传统曹洞宗、临济宗两大法脉，因应当代需求而生的。
圣严法师接续中国禅宗法脉，去日本学习佛学和日式禅宗修行方法，后赴美国弘化，又回台湾传法的经历，正可以模拟台湾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意即中华文化、日本文化、台湾乡土和美国文化的结合。圣严法师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站稳脚跟，靠的不是日本的禅宗，更不是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神佛部分的民间信仰，而是中国禅宗的「本来面目」。2000年，圣严法师出席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世界精神领袖高峰会，可谓是台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国际能见度」的最高峰，但是这也是凭借中国禅宗大师的象征意义得以达成的。所以说，抛弃文化母体，既不可能在非西方世界立足，更不可能建构所谓的「主体」，充其量只是「空白的主体性」，归根结底还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将「中国性」作为一种身分上的、思想上的资源，可以获得更多的能动性。
与之相对立的，是全然的「返本」。一味的「返本」只会将糟粕、压迫重新建立起来。所谓的「女德班」和一些「新兴宗教」、「读经班」都是重建等级秩序的显例，而这也是外界所担忧恐惧的。
■好好倾听——放下虚假的尊严
身分能动性的获得和使用，必须接受新的思想资源和多元的身分选择。也就是所谓的「放下」。《本来面目》片中论述了圣严法师的数次放下：放下红尘出家、放下习性、放下批判起而行、放下名位，最重要的是放下当师父的身段，这样才能走进大众的心房。换言之，放舍诸相中最重要的是放下虚假的尊严。
中国人的特质之一在于好为人师，台湾的某些基进族群「抗中保台」的言行完美地践行了这一特质，用非常「中国」的方式「反中」。在他们看来，两岸关系不仅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更要把那些「野蛮」的「故事」说得「三人成虎」，只有这样才更能彰显自己的「文明」，殊不知这是一种比「野蛮」更野蛮的拙劣演技。解决之道只有「放下」，因为这类言行只是虚伪、虚假的「尊严」，其背后暗藏的是自卑和自恨：自卑的是自己远不如心中香格里拉的西方国家那般「文明」；自恨的是自己身上抹不掉的中国印记和基因。对一些曾深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影响的人而言，这样的思维则要更进一步：时时区分「文明」与「野蛮」还是不够的，还要用「文明」西进，去教化「野蛮」。对他们来说，是否使用了「中国」的方式去教化还是「反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野蛮人」没有自我辩解和证明的机会与价值，除非他们「用文明来说服我」。
中国大陆的尊严需求来源于所谓的「百年国耻」。这一表象下的心理是唯恐自身被排挤于国际社会之外，因而需要时时刻刻确认关系。对他来说，相较于获得「自家人」的承认，获得「外人」承认更为重要。换言之，名位比名分更重要。对他来说，如何给自家人定立名分，定立怎样的名分，必须服务于自身在外部世界中排定名位的目的。这样一种阶序性的思考，也难以获至平等、深入的对话，即便这在他看来并非是核心关切和需求，但也需接受其导致的结果。
所以说，与其维护一个虚假的「尊严」，不如好好倾听，这样也许才能真的走进彼此的内心。「放下」手段，是过程，是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返本开新」，找到共同的立足之道和立足之地。(演摄/台湾大学政治系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