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习式」五中 眺望2035远景目标
文／王雅、穆尧、应濯、郑文翔
正当被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经济下滑和种族问题困扰的川普（Donald Trump）用推特向美国人发出「我们推迟选举如何」的问题时；当民进党政府借由美国卫生部长阿札尔（Alex Azar）没有实质效益的访台行，「大内宣」台美关系为史上最佳时，美台双方所设定的主要对手——中国大陆，其领导人习近平则是用冷静、强硬的语气，说出了「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的口号，并要在2个月后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为正在经历中美博弈、疫情、洪灾和经济下滑冲击的大陆社会，勾勒一幅「2035年的远景目标」，重新唤起人们对大陆的信心。
从2012年开始，一种用「毛邓习」政治传承对近当代中国大陆历史进行断代认识的观点就成为大陆舆论的主流，这个判断也在此后八年中得到证实。尽管看似美国正在试图重建一个遏制中国大陆崛起的「新铁幕」，但在中共党内，许多人的确认为习近平是党的有力支撑与希望，他们不愿看到大陆走向前苏联那样的命运，而希望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能带领中共内修外攘。这种信任，则得益于习近平近年来在反腐、各项改革、与外交等领域中展现出的强烈个人性格和成果。
远景目标比「十四五」更重要
7月底，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了两场重要会议，分别是28日与中共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以及30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美关系动荡不稳的大变局下，这两个北京决策层会议，释放了重要且清晰的政治讯号。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今年10月中共将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与以往多次五中全会都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相比，今次五中全会除了讨论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外，还增加了一项重要议程——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什么北京会选择在中美结构性对抗加剧、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抬头、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之际，在「五年规划」这样一个中期计划外，再提出一个更长期的「2035远景目标」？
事实上，2035年远景目标的说法源自中共十九大报告。当时，报告延续了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主张，将2020年明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待2020年目标达成后，中共十九大报告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目标分成两阶段来安排。其中，2020年到2035年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处的2035年目标，对应的是当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目标。换言之，当年邓小平预估，到21世纪中叶大陆才能基本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已被提前到2035年。
为了突出2035年的时间节点意义，中共在确立诸多领域的发展目标时，都与2035年紧密连结、挂钩起来，比如：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而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目标是到2035年，其高品质发展成为全大陆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某种程度上说，今天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只是一个五年规划就能解决的，中美的持久战，疫情的长期影响等，决定了十四五时期应该也只会是政策调整的过渡期，十四五规划的背后，才是2035远景目标。
回顾历史，这不是中共首次提出类似的远景目标。1995年9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该次会议上，北京在提前5年完成既定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目标后，宣称在20世纪末的最后5年继续快马加鞭开局「第三步」，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跨越三个「五年规划」（从「九五」到「十一五」）的超长发展目标即「2010年远景目标」，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比2000年翻一倍，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胡锦涛时期到习近平第一任期，其实中共党内外也曾有「远景目标」的计划。如2005年大陆「两会」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就曾提到，科学地编制并有效实施「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清华大学学者鄢一龙在新华社旗下《瞭望》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参考「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同时，制定2030年远景目标纲要，并为二十大提出2050目标奠定基础。但这些说法和建议最后并没有具体落实，主要还是因为时机未成熟。
到了1996年，大陆「两会」通过了这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大陆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和行动纲领，并且提出「今后1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从国家战略领域阐述了「15年远景」的性质、目标。
而在习近平的「两步走」战略中，从2020年开始的未来15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下一个1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同样遇到了关键期和转型时刻，这两个时间点，都让中共决定提出「15年长期目标」。
第二，1996年和2020年中国大陆选择提出不同阶段「15年远景目标」的原因，还包括内部成长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共做出了「两个转变」决定——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成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同时，时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还做出了「论十二大关系」作为未来发展指引（即《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这种转变，对于当时已经历18年改革开放的大陆而言，虽充满阵痛，但符合改革阶段的变化。需要将计划经济的残留、粗放成长的习惯，逐步从经济脉络中剔除。
而现在，北京在过去半年，不断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转变的意义，并不逊于24年前。因为在「内循环」过程中，需要释放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大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活力。要素价格市场化与自由流动乃是塑造大陆内部统一大市场、促进内部大循环的前提条件。这轮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对于大陆的中长期经济成长潜力，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三，两个时代中，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挑战，也促使北京要做出更长远的规划。在前期皆经过一轮高速成长后，遇到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调整，也是体制和结构性问题。在当年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会中，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发表长篇报告，披露了当时大陆的状况：「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5年零售物价年均上涨11.4%。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悬殊。经济秩序还比较混乱。有些腐败现象仍在蔓延滋长。一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面临不少新的问题。」可见当时大陆不仅内部挑战巨大，外部环境同样不乐观，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北京虽然刚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解脱」出来，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仍然艰难；更紧迫的是，香港、澳门即将陆续回归，而李登辉的执政使台海愈形紧张，美国及台湾都试图测试北京的反应和底线。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1996年中国大陆开始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去产能、去杠杆和结构转型，开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了2000年以后「黄金十年」的坚实基础。
相较于1995年中共所面临的外部局势变化，当前大陆所面临的环境复杂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是中共上下在全球保守主义、逆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一再提示迎接百年变局的原因。今年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其实中共高层说得直白：「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以及「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和「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如果说，当年的大陆在美苏争霸局面崩塌后失去了一种平衡感的话，那么今天大陆则显然成为美国首要打压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种战略上的压力，已让大陆社会越来越不舒服与焦虑。
时隔25年的挑战极为相似，但北京选择用更长期的规划应对挑战、防止政策动摇与反复、对内外传递坚定的信心逻辑与做法，也是相似。
正视大陆领导人的性格谋略特点
相比政策，政策的制定者更为关键。尽管在当下中美频繁摩擦中，习近平少有直接的公开回应，但他所主导的中共五中全会以及「2035远景目标」，让很多大陆民众相信强势的他是毛邓的继承者。这些长远的规划，皆透露出习近平作为一个领导人，善于「长谋」的政治性格以及其本人坚定的政治意志。
当下，美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以5G为代表的高科技、舆论、经济金融以及军事领域处处对北京施加压力，习近平与大陆领导团队遭遇严重的执政挑战时，大陆仍坚持2017年中共十九大所定下的「民族复兴」战略，步步推进稳扎稳打，展现了战略定力与意志。可以说，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坚定的战略定力，在乱局中能否拥有「任他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执政意志，是衡量该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指标，在外界对于中国大陆政治家的评判标准中，尤其如此。
长谋即「有长远谋略规划」，是「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另一种表述。而习的长谋，其实也是中共这个政党的执政特质，反映了中共历代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延续性，对于中国大陆乃至世界局势判断一致。放在当下也体现了习近平的「蓝图意识」，从2020到2050，为他之后的中国大陆领导者勾画蓝图。
在历来大陆的政治评价中，「有长远谋略规划」通常被视为是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基本品格，更是中共历来的领导人普遍具有的性格。1949年迄今，大陆的某些国家战略能长久延续，比如德国汉学家文浩（Felix Wemheuer）曾说：「赶超西方、把中国建成世界强国的目标，像一条红线贯穿着中共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整个历史。」这种「民族复兴」战略，可视为是历任领导人勾勒的最长久也最具延续性的谋略。
再如中共建政后，中苏关系恶化时，毛泽东即确立「自力更生」政策。尔后，虽然经历了美苏争霸、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入世直至今天，几十年里无论内外局势如何变化，无损「民族复兴」政策的价值，反而愈见其重要性。再如「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也在过去40年被中共高层不断提及，习近平更于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中用这两个政治判断，理性地回应了全球目前高涨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鼓噪。
此外，习近平的「强势务实」性格，也在压力下更加凸显，这是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对习近平的评价。
「强势和务实」的性格，在美国鹰派势力意图推动对中国大陆关系走向全面对抗之际，表现更为突出。习和中共第五代领导团队显然认为，中国大陆已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国，一个更坚定、连贯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尽管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习近平和他的同僚已经为平缓与美国的关系竭尽所能，但中美态势的紧张与缓和并非单边所能决定。因此，习近平才会在7月28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这一句表态，为「习式强势」增加新的注脚。
习近平在中美关系特殊局势下展现的第三个性格特质即「隐忍」，他并非一个鲁莽的政治家。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习近平，这三位领导者，都可为了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而使用柔软的手段，即使拿着一副不好的牌，仍能凭借技巧，避免更严重的灾难，这是经常被人忽略的一面。
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谈及自己对毛泽东执政的思考时曾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中国的统治者像毛泽东一样，集历史性、权威、冷酷和全球视野于一身；面对挑战时雷厉风行，而在条件不允许他继续一贯强攻猛打的作风时，又能展现灵活的外交手腕。」同样的评价，或许也能套用在今天的习近平身上。
当川普团队频繁用「脱钩」来阐述未来中美关系时，只要不涉及底线，北京仍愿意坐下与美国谈判贸易争端。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19年频繁奔波于太平洋两岸，北京的外交系统也曾坦诚美国仍然是世界的领袖，就是希望放低姿态，灵活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当然，如今摆在习近平和其执政团队面前的挑战，可能是空前的，或许只有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遇到的困难可堪比拟。但是这也印证了「毛邓习」政治传承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而习近平的性格特质，也在毛、邓身上有过展现。中共领导人往往有着长远的谋划、面对挑战坚定不移以及为了达到目标愿意韬光养晦。若不能读懂这一点，仅以为靠着打压就能打垮中国大陆，则西方的最可能的结果恐将是对抗政策再度失败。
回到台湾，假若同样无法理解大陆领导人的性格与谋略，自认凭借与西方相同的价值观就能高枕无忧，则更是严重的误读，对台湾未来的走向，也埋下了更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