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解析毛邓习外交思想
▲解放军建军90周年。（图／本报资料照／路透社）
文／苏天泽 应濯
主管外交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7月17日在外交部网站上发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今年以来「习近平思想」信号密集出现，加之正值中共十九大前夕，杨洁篪以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身份提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引来人们不少关注。
杨洁篪揭示习外交思想
什么是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杨洁篪在文中概括为八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概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等，除去表面的官话，其实核心只有一点，即习近平领导中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无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还是参与全球治理，都更积极有为。
首先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方面，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就反复强调底线意识。底线意识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所以当2016年7月中菲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中国官方先是在第一时间作出坚决表态，斥之为「一张废纸」，后来又利用菲律宾总统更迭之际，透过撬动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这个支点，改变了南海格局，真的让南海仲裁案沦为「一张废纸」。
同样，当川普（Donald Trump）候任美国总统期间和蔡英文通话，挑战「一中」原则时，中国官方也迅速反应，让川普上任后快速回归美国的「一中」原则。也正是这个原因，杨洁篪才特意强调「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其次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一带一路」。虽然至今还有一些人对习近平眼里的这个对外工作「一号工程」持有不少疑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起着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作用的「一带一路」，确实已在国际社会发生相当影响。无论是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还是旨在为其服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的成立运作，抑或前段时间北京举行的盛大「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均印证了这一点。另一个重大举措是，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国际观、全球治理观。其中「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是针对中美关系，本来一直不被美国政府接纳，但在川普上任后不久，就获得国务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明确背书。
杨洁篪的文章中还把中国当前对外工作主线称为「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相比于邓小平时代着眼「和平与发展」，此处多了一个「促进民族复兴」。这恰好与习近平上任初提出「中国梦」，及在各个领域有所作为相承接。
毛邓外交思想
近代中国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才形成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思想，之前晚清和国民政府时的中国，因为积贫积弱，根本无法完全主导自己的外交。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体现毛式外交思想的两句名言。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不承认国民政府原有的外交关系，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即「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为此，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应该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友好相处以及反对干涉他国内政。这成为了中国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同时还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团结亚非拉国家。
当然，受美苏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外交思想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狂热的文革时期，还不顾实际地推行「支左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等极左外交举措。但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他仍保持了必要的务实精神，主动在中苏关系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与美国达成和解。在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还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即美苏属于第一世界，欧洲及澳洲、日本、加拿大等已开发国家属第二世界，中国和亚非拉等地的广大开发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这一理论成功统战了第三世界，为中国在和美苏同时翻脸期间获得了国际空间。
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国领导人后，他在承接毛泽东时期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思想。一个根本性转变是他抛弃了文革时期中共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认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论述。他由此改变了文革时期的封闭状态，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为了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以及本着实事求是考虑，邓小平主张外交工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相比于文革时期中国国内勒紧裤腰带还要「支援世界革命」，邓小平这一主张的意义不言而喻。不单如此，邓小平还主张中国外交不结盟、不称霸，在苏东剧变时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其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成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外交战略思想精髓。
外交须回应时代课题
从毛邓习的外交思想来看，虽然其中有着独特的个人印记，但整体来看，他们都是建基于现实处境来回应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建政之初，既面对着自晚清以来长期动乱乃至战争造成的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又值世界冷战正酣，意识形态对立空前严重，中国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生存。所以先后面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的围堵和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排挤，毛泽东只能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并务实地在全世界寻找能够维护自身安全的朋友。这也是毛泽东时代能先是依靠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国家的支持，稳住政权，并取代迁移台湾的国民政府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来又成功因应苏联压力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要求，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
邓小平时代，一方面经过反右、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破坏，国内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整个社会有着一股强烈的渴望变革的诉求，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确实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周期。如何利用「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期，让当时仍一穷二白的中国早日赶上世界的发展潮流，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如今，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既用有力事实证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价值，又因国内外形势的改变，让当前中国出现新的时代课题—崛起的中国如何找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适位置，这需要当代中国继续探索和给出回答。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过去五年在改革开放积累的国力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让中国外交工作转向积极有为，所以才有了杨洁篪阐述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于所有想真正认识中国的人士来说，这是不能不注意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趋势。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习近平思想」信号密集出现的当下和舆论上关于「毛邓习」热议不断的背景下，杨洁篪高调推出「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间接对「毛邓习」断代予以背书，又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对习这些年主导形成的中共新政治理论体系的一个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