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解严后 台湾的另类「代价」
▲年金改革国是会议场外抗议。(图/本报资料照/记者黄克翔摄)
文/陈郑为
近二十年来,台湾坊间不时流传一则略带自嘲的「政治笑话」,它是这么说的:「早期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台湾拚了命在搞经济建设;如今大陆拚命在搞经济建设,台湾却在搞文化大革命」。这虽然只是个比喻,无法解释全局,却也抓到了一些两岸政经发展上的微妙拐点。
两岸各自「补课」?
重译这则「笑话」的正经说法,可谓大陆补修经济课,而台湾在补修政治课。不论是雅俗的何种语境,这样的比喻都点出近30年来,中国大陆戮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民主化后的台湾却陷入长年政治纷争,日渐无力强健经济的景况。熟悉两岸发展的人,对此应该都有感于心。
2017年适逢台湾解严30周年,回顾30年来,台湾得意于早先的经济发展成果,依循「现代化理论」的指引,待一批中产阶级兴起后,诉诸对民主化的渴望,终于在「宁静革命」的国际礼赞下,成功自威权体制转型为民主政体,迎来政治民主化与社会进一步开放。随之而来的,是各式社会运动蓬勃发展,这当中确实带给台湾一些收获,同时也付出了额外的相应代价。譬如说黑金政治、民粹政治等动辄影响政府政策;又主事的政党与政府官员易短视于选举需求,少有长远的规划等。这些都是解严30年,台湾实现三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之余,仍待修正、自我完善的体制缺陷。
检视台湾的现况,不言自明的一大困境是经济长期发展停滞。从治理的角度评估,很多发展问题若是处在经济表现好的条件下发生,于国家、于政府而言,确实能有较多的手段与资源以克服,俗话说「有钱好办事」,所谓「经济决定论」自有其一定道理。
举凡从年金改革争议、高等教育发展到民生普遍的低薪问题等,无一不是台湾经济长期停滞下烂疮。同时,这个结构问题其实也直接影响台湾于两岸关系中的主被动形势。
回到最初的「政治笑话」,真的说起来,政治纷争其实一直都存在,不曾在中国大陆或是台湾消失;差别在于,台湾的政治纷争,在早年戒严时期、「白色恐怖」时被压抑了下来,而在近二三十年的中国大陆,则是一直没有明显浮出台面。换句话说,政治纷争是否真与经济发展状态呈绝对负相关,其实流于直观解释,也难以言说。如果说政治纷争看起来比较严重,经济表现就会比较差的话,中国大陆的政治纷扰与竞争绝对比台湾还凶险,照理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应该会很差,但事实并非如此。
是以,两岸间都有彼此不同的发展脉络,如果直接用「一个搞经济建设,一个搞文化革命」去嘲讽现实的话,于情于理都未必是多么精准的理解。
当然,台湾经济发展不若以往是事实,是台湾自身必须注意的事;但如果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民主、代议政治,恐怕台湾的经济问题也没法得到根本解决。简言之,台湾各方面发展的困顿,问题主要出在政府的治理能力,从政府组成到作出决策,乃至于政策执行,整套的不效率所致。
回顾台湾解严30年来,尽管社会摆脱威权的压制获得喘息,但在发展之余,结合政治、经济与社会总体产出的绩效却日益不彰,这是台湾朝野政党必须共同承担的共业。客观来说,台湾如今的局势处境不被外界看好,日益穷困,但还未穷到只剩下民主的地步,当台湾内部早习惯站在民主的基础上,徐图凝聚各项发展的共识时,也必须体认到「民主不是万灵丹」,民主实际存在走回头路的可能。如此,台湾才不会陷入以为民主万能,却万万不能的末路。
一言以蔽之,解严30年的具体意义即谓台湾民主化30年,从世界各国的民主化经验来看,台湾内部上下须慎防「民粹夺权」成为台湾民主「另类代价」的问题,亦须遏制持续的撕裂,影响到民主的实质,以及共识的构建。
放眼波士尼亚、伊拉克、阿富汗等「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在建立新政府的时刻,一时间所有的百姓几乎都热烈主张并要求施行全面选举,但选举的结果并没有让他们走上预期中民主的坦途。所以,决定民主质量的要素,显然不单单是政权结构的问题,除了是没有理解到选举仅是民主的工具意义外,人民的思考并未与之民主内化,甚或存在其他更强烈的政治文化影响时,都会考验民主政体的运作效能。
简言之,民主的意义并非「存在了选举,就成为了全能的民主政体」,从俄罗斯的普丁(Vladimir Putin)到土耳其的艾尔段(Recep Tayyip Erdogan )的专制统治到扩权延任的例子,都能得到印证。
回头检视台湾在解严、民主化后,权威松绑,单一的权威不再,国家能力实质下降,台湾多元、开放与民主的善果,反而让其后各项改革的进程缓慢、窒碍。不论是哪一党执政,似乎都摆脱不了「改而不能革、议而不能决」的施政沉疴。这是台湾民主化后需要进一步克服的障碍。
「威权复辟」尤须警惕
由此看来,台湾尽管迎接了三次政权上的和平转移,看似度过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从威权解体、民主转型,最后民主巩固的阶段,但民主深化实是一个长时的过程,对于近年来,台湾内部多次提出寻求体制内改革的诉求,徐图解决问题之余,亦当避免酿生更多冲突,否则冲突面一旦扩张到一定程度,损及人民对民主的信心、伤及民主内涵,只会是适得其反的结果,倘若同时间的经济表现颟顸,则更会加速人民对于民主体制的不信任。环顾如土耳其、乌克兰等近年「民主反潮」、「威权复辟」的例子,台湾自当引以为戒。
回顾从废除万年国大,到全面改选立法委员,再到落实总统直选,拥有全面的选举权,是台湾民主化工程给予台湾人最大一项标志性的荣耀。但台湾内部多年来其实也在反省、也在问,何以民主的代议政治走了30年,台湾的国会还是上演掴掌、水球齐飞的荒唐事?
追根究柢,选举只是执行民主代议政治的一种机制,背后意味着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委托与代理关系」的建立,但是当这段关系缺乏信用与监督维系时,这套极具赋权意义的制度便只是流于形式,只能在程序上满足民主的低标,却不能「保固」民主价值被落实,或其结果必然增益社会整体福祉。这是台湾在解严、民主化30年后,朝野各界与社会始终了解,却也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
或许一直以来,外界总是站在价值的高地,直观地去质疑、批判政治人物各项积非成是的作为,却又乡愿莫名,一再忍受、麻痹于言行反复的政客统治国家。说到底,台湾民主化后种种发展窒碍的问题并不纯然在于存在着口无遮拦、缺乏政治诚信的候选人;而是人民最终在象征代议政治的选票上,圈选了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