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甘醇茶香的背后 清代台湾乌龙茶二三事
文／林君颖
炎炎夏日，来一杯清凉的手摇饮料既消暑又爽口。据经济部统计处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台湾饮料市场已连续14年正成长，在2018年商机高达962亿新台币，今年更有望突破千亿。除了基本款红茶、绿茶、乌龙茶之外，台湾之光珍珠奶茶更是风靡日本，与炊饭、沾面、麻婆豆腐、蛋包饭相结合，成为新的日式料理。这不是台湾茶第一次这么受到欢迎，早在19世纪清代的台湾乌龙茶，就曾俘获美国人的胃。
中国人种植茶叶的历史相当悠久，茶叶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饮品，饮茶文化更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的茶叶于16世纪传入葡萄牙，流行于葡萄牙王室与上流社会之间。17世纪葡萄牙公主凯萨琳（Catherine of Braganza）嫁给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不仅把葡萄牙宫廷饮茶文化带到英国，让英国人从此难以忘怀这项饮品，更导致了中英两国在近代历史上的冲突。英国人除了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也在台湾清代茶叶贸易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台闽茶种「同气连枝」
位在中国华南茶区的福建，其茶叶与台湾最具有历史渊源，而真正开启台湾清代茶叶贸易的茶种，就是福建茶。连横《台湾通史》记载，台湾大约于清嘉庆年间（1800年前后），由柯朝引进福建武夷茶来台，并将其种植在北部的XX鱼坑（今新北市瑞芳区一带），而武夷茶不仅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更是乌龙茶中的极品。
在台汉人移民从福建原乡取回茶苗种植后，初期以岛内自产自销为主。1830年以后，开始有部分茶叶回销至厦门与福州。在台湾开港前，清政府禁止台湾货物直接输往海外，且当时台湾茶叶多为未再加工精制的毛茶（粗茶），几乎都输往厦门福州进行加工后再转销，因此茶业发展仍未具规模。
咸丰八年（1858年）由于英法联军之役清廷战败，台湾被迫开港。首任英国驻台领事郇和（Robert Swinhoe）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抵达淡水领事馆后，曾调查台湾的茶叶并评价：「该茶之味道甚佳，惟制茶及包装方式过于粗陋是缺点，茶山离海港不远，倘若热心的生意人能亲自到现场看看茶山，做适当安排，不难矫正。」这份台湾茶叶调查引起洋商们的注意。
同治三年（1864年），英商陶德（John Dodd，又译为杜德）因郇和的报告来台勘查，他在买办李春生协助下，从福建安溪引进茶种。《台湾通史》记载：「迨同治元年，沪尾开口，外商渐至。时英人德克（陶德）来设德克洋行，贩运阿片（鸦片）樟脑，深知茶叶有利。四年乃自安溪（福建）配至茶种，劝农分植，而贷其费。收成之时，悉为采买，运贩海外。」四年后，陶德在台北艋舺建置精制茶厂后，台湾茶叶就不必再运往厦门、福州加工，也是外商在台建茶厂并长期经营茶叶的开始。
1869年，陶德所经营的宝顺洋行（Dodd & Co.）将乌龙茶推销至美国，一炮而红，从此台湾乌龙茶声名大噪，让台湾茶身价大涨。由此可见清代台湾乌龙茶之对外贸易，不仅由洋行一手包办运输、交易，甚至还在台自设制茶工厂精制茶叶。由于洋行进行一条龙式加工、烘焙，尽管导致由此产生的经济收益几乎都被洋行垄断，无法惠及一般台湾民众，但也使得台湾乌龙茶叶在层层把关下，未发生类似福建茶的伪造混充的情形，其良好的品质，还成为福州茶的竞争者。
茶叶贸易 层层剥削
由于清代的台湾没有银行，因此贷款来源常是产品的购买者，因此产生「资金前贷」的借贷关系，台湾清代茶叶贸易几乎都是以资金前贷的方式进行。资金前贷，意指先将钱借给茶农，由于他们多是佃农，贷了款才有资金租地种茶。但须用收成后的茶量与事前说好的茶价作为交易代价，因此他们所采收的茶叶全都不可自由出售。乍听之下仿佛类似今日的契作、保证收购价格，也使茶叶有了销售通路，但实际上的收购价往往比市价要低很多。对洋行来说，资金前贷，成为鼓励农民改种茶叶的固定模式，不仅能降低购茶的风险、保障稳定供应，还可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被洋行控制、套牢压低收入的茶农，只能任人宰割。于是，台湾在茶叶贸易初期的产销结构，相当程度依赖外商资金。
当时，位在厦门的汇丰银行是提供台湾清朝茶叶资金的源头，不过真正影响并深入台湾茶业贸易的金融机构却是「妈振馆」（英文Merchant音译）。妈振馆经营者以广东、厦门及汕头等地的商人居多，本店多设在厦门并在台北设分店，由于台湾乌龙茶在美国大受欢迎，当时在台妈振馆约有20家。妈振馆是介于洋行与茶商之间，以茶叶作为抵押放贷的组织。洋行采购台湾茶叶时所用的资金，多委托妈振馆代办，因此其同时具有经纪人与金钱借贷人之双重身份，既是洋行之债务者，也是茶庄之债权者。特别的一点是，妈振馆的借贷形式与前述的「资金前贷」不同，虽然也是以来年的茶叶作为抵押向妈振馆借钱，收成的茶叶同样是还债工具，不过妈振馆都以当时市价计算茶叶价格，而非当初借贷所议定价格，因此剥削茶农情形不至于如外商般严重。
华商加入竞争 洋行优势未减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废除渡台禁令，福建安溪茶商纷纷至台北大稻埕设立茶馆（茶叶贸易行），并多由数人合资或共同经营，当陆商茶馆数量与资金规模胜过外商时，打破了先前外商垄断台茶贸易，迫使外商逐渐退出台湾茶叶市场。他们同样贷款给茶农，以换取毛茶，也仿照洋行自行设厂加工包装，再转卖给外商。而清代台湾茶叶洋行与陆商之采购与输出所需之资本，均来自汇丰银行与钱庄。
据文献统计，华人茶商所开设的茶行，1876年有33家，其中19家为台湾本地人开设，其余为厦门、汕头人所经营。到1892年大幅增加为95家。同年《淡水海关报告》指出，其中13家大茶行规模与5家大洋行不相上下。迄乙未割台前，华商所经营的茶行已多达131家，跟1876年相比，增为4倍。然而，尽管在台陆商有大幅成长，但要将商品输出海外，仍只能透过在厦门的洋行转售，海外贸易仍掌握在外商手中。
除了妈振馆，熟悉当地风俗与商情资讯的买办，在台湾清代茶叶贸易中亦是重要角色。当时台湾茶叶对外销售，尚依赖来自厦门洋行的买办，需要双方讨论才能决定茶价。当时最知名的买办就是宝顺洋行的李春生，在英商陶德计划用贷款让台湾农民转向种植茶叶时，李春生的买办角色就格外重要。李春生为福建厦门人，年少家贫，15岁时自学英语，于1865年赴台，在宝顺洋行担任买办，辅佐陶德经营茶的买卖。《同安县志》写道：「既而自营其业，贩运南洋美国，岁率数万担，获利多。」显示买办深谙茶业洞悉市场行情，因此也会各自经营茶栈以从中获利，如板桥林家出身的林维源与李春生合建「建昌号」，提供外商投资茶叶，即是买办与地方豪绅合作的例子。
台茶大护法：刘铭传
茶叶贸易的兴盛，所收的关税也成为政府的重要岁入之一，1871年前，除了关税外并没有征课其他茶税，在开港初期茶叶贸易多有帮助。到了1877年，曾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的夏献纶曾点出，台湾茶农与制茶者在种植、包装与烘焙上要更仔细，才能让台茶维持已有的外销地位。不过真正在政策上奖励茶农的台湾主政者，首推巡抚刘铭传。他一面开山抚番，拓展茶园外，还试图降低茶园税赋，更引进锡兰的制茶、种茶技术，试图让台茶更精良，甚至想修铁路到基隆，以便台湾的茶、糖、煤、樟脑和硫磺可直接外销，不必再从厦门转口。
现代人反而多尊崇陶德，因为他将茶叶的产、制、销合而为一，而被誉为台茶的奠基者，更尊为「台湾茶叶之父」，却忘了清末时，外商透过贷款剥削茶农之事。清代台湾茶叶贸易看似发达，实际上全都受到西方资本控制。据学者研究，外国洋行购买台湾乌龙茶所采用的方式，与1850年代至1870年代福建所盛行的「内地收购」的方式几乎相同。加上清朝官方对于西方贸易扰乱其币制与金融发展的情况无力改变，且在商业政策方面也多是被动消极，因此给予西方人操控的空间。
在外商环伺下，华商无力将产品直接输往海外市场，导致贸易主动权落入熟悉海外市场行情的洋行手中。而台湾茶业囿于经营网与外销管道受限，最后只能将推销工作交给外国商人。而随着甲午战后台湾被割让，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建立现代化金融机构，妈振馆也失去其必要性而成历史名词。台湾茶业的利润从欧美外商转移到日本人手中，表面上繁荣的海上贸易，实则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而无法自主，而由此所产生的收益，也多为当时的宗主国日本及其在台湾的代理人所垄断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