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世代分岐 破界蓝绿冲突

文/陈郑

先说结论。「权利共识」已逐渐成为新一代台湾人民心中的愿想,但世代间核心价值差异分歧,被近年来各项议题发展又重新导回街头路线,且程度脱离以蓝绿为界的对抗。

青年世代手机App相约上街

自前总统马英九第二任期开始,由于经济成长不如预期,内政治理也未达社会需求,现实的社会环境让青年世代逐渐从消极承受,转向积极诉求改变。然而,陈年、复杂且庞大的社经结构又岂是马英九政府一朝令便能当夕改?

是以,群众渴望改变的迫切,让马英九执政后期的满意度陷入低迷,这不啻提供社运界一块充分滋养的土壤。社运团体随各项议题反复操演,借由社群媒体串连、宣传,组织发展程度从而提高,最终社运团体渐渐形成一股广泛、高举进步旗帜的联盟,并以青年世代为主要构成及支持群体

其后,蔡英文于总统选举大胜,这股青年世代的支持被视为蔡英文胜选的重要能量。由于此番支持的意义有别于过去以统独立场为大的民进党支持者,故这批青年被称作民进党的「非传统支持者」。然而,蔡英文上任后,台北街头的「热闹」依旧,上街对着蔡英文政府咆哮不满的行动没有少过,甚至上街者多是当初曾经对蔡英文投下总统票的「非传统支持者们」。这不禁令人想问,民进党执政的处境何以至此?

细究这批民进党「非传统支持者」,可发现四个特点:一是年轻;二是未受限于特定政党立场;三是具高度权利意识;四是普遍成长于民主化后的台湾社会。

这就解释了民进党上台之后,公民运动并未停歇,因为新的青年世代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台湾长期以来,总是由蓝绿所划下的对立面,他们不再诉求统独身份上的认同,也没有坚定的政党效忠意识,他们关注的是权利保障与程序面向,于是发难的目标对象非绝对的蓝,也非绝对的绿,重点在于谁是执政党

依世代划界的价值运动

回顾华航空服员发起罢工,彻夜静坐南京东路开始,接着数万名军公教人员因不满年金改革上街,到劳工团体为了《劳动基准法》修法发起绝食抗议;再到婚姻平权运动,引发正反双方轮番举办万人游行集会向政府施压、表态等,再再预示着示威者价值观正在转变。

婚姻平权是体现世代价值差异最明显的例子。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针对立法院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享有民法权利议题,赞成者为46.3%,反对者占45.4%;40岁以下受访者赞成的约64%,但40岁以上则有过半数反对。此议题在民进党内也存在世代价值的差异。

同样的世代观念差异也反映在年金改革议题上,据《今周刊》的民调显示,62.7%的军公教人员认为年金改革目的是避免破产危机,但30至39岁的军公教人员则认为是解决世代不公问题;有64.2%的劳工认为年金改革的目标是拉近职业别之间的福利差距,但20至29岁的劳工则更在意世代分配不均的困境。

再以华航空服员罢工、劳基法修法引来劳团抗争事件,都获得社会一定程度的支持来说,便是劳动者权益在舆论环境转变下,受到激励的结果,也说明青年世代的劳动意识显然已不同于上一代习惯顺从资方支配的父执辈

从大的发展看,尽管上述诸多抗争的议题诉求不同、组成分子相异,但他们抗争的价值意识本身却高度相近,即确保每一个人的权利受到正视与保障。

政党已轮替 为何仍上街

综观诸多抗争背后,显示出社会意见处在赤裸分歧的状态。无论是因年金改革、劳动者权益提升或性别平权意识而起的多项维权运动,反复陈述一个事实:台湾社会如今正扬起一波对于「权利」的高度关注。简言之,民众在政治上历经追求民主化、身份认同后,正式转向对于权利平等的主张,而社会分歧的隔阂早已不再是省籍,也不是一味的蓝绿,而是世代价值间的差距。

如今,世代间的价值差异,却因新世代过于年轻、理想化,对于追寻核心价值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股世代在乎至极的利益却尚未能被台面上既有的政党所充分代理,于是体制外的青年世代以动员群众运动作为积极参政方式,向代表上一个世代意识的执政党要求立即见效的政治兑现。

这种青年对权利意识的积极进取,堪为2012年后政治发展上的「新常态」,一系列运动所缠绕的主题都可收敛至权利。如洪仲丘事件代表对军队内部体系人权的重视;国道收费员、华航空服员罢工、劳基法修法等事件,象征社会对劳动者权益关注度的提升;年金改革所揭橥的老人经济安全政策,更添增社会对每一个职业别的身份、权利分配应该有所均衡的讨论。再如与原住民相关的政策推动,是基于对不同族群或弱势族群权利保障有意识地展开;性别平权运动则更不需要说明,是从性别政治出发,对于不同性向认同的群体给予一视同仁的法律保障。

大抵而言,台湾社会正油然兴起一波对于不同族群、阶级、职业别、性别、性向者多方关照的权利意识观,既单一关注于权利议题,同时又多元普及于每个不同身份构成的群体权利本身。

现阶段的发展态势有别于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多关注于民主化的推展,诉求全面改选、落实民主;也有别于在民主化、象征民主巩固的政党轮替后,朝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探寻。在民主化后的第三个十年,这一世代的青年以积极参政的方式维护权利,象征权利意识早已深植在成长于民主化展开初期、那一代人的价值观之中,若说民主化是花开,在意权利意识则是时序迟滞后的结果。

当权利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或许可称作台湾民主化的持续与优化,不同于最初台湾人认定的民主化是以选举方式完成,后来又以为政党轮替便是民主巩固,从小出生在民主化发展阶段的青年世代,他们认定的民主是落实每一个个体权利受到相同的保障,可谓重新定义民主社会的内涵。

外界总看台湾内部吵吵闹闹,上从政府、下至民间都不戮力刺激经济成长,但走上街头的青年世代显然不觉得顾此就要失彼,他们认为政府提供、营造一个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是应该的,而公民运动额外诉求的是,新一代的公民还要有这些。

面对这样的态势,以线性的政治发展来看待台湾人追求民主化、追寻身份认同后,自然发展到权利保障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诠释则是世代更迭,关注的热点随着不同的价值观自然转移。两者都言之成理。

回顾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柯文主打「这一票,你听孩子的话」,连胜文则反打「这一票请听父母的话」,尽管该次选战主打的是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矛盾,但其划分的界线已不同于过往的蓝绿之争,而是隐藏在对抗意识背后的世代价值分歧,并正式浮上台面。最后的结果是,柯文哲胜选了。

公民运动之后,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政党都该有所体悟,如今的社会需求其实远远超乎他们目前能供给的,因为当政党还在争论统独蓝绿时,只是突显自己与社会当季的需求,存在多远的距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