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民进党30年 反思转变中的左翼路线
文／《多维TW》杂志 陈郑为
创建于1986年9月的民进党今年迎来30周年党庆，重尝执政果实的民进党正在筹备一系列党庆活动，包括，举办群像纪录片特展，以及请老党员口述历史等；不忘民主前辈圆山饭店创党初心，不畏威权政治桎梏加身的风险，民进党时移势易，如今开启童话般的政治序曲。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民进党创党3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谓台湾政治民主化发展中不可阙漏的一段缩影、一个要角。由党外运动起家的民进党，其经历的成长、挫败与蜕变的各个阶段，都深远地影响到台湾政治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决定民主化前的台湾政治发展是看国民党，左右民主化后的台湾政治发展则必要正视民进党。
反威权争民主 街头运动起家
回顾历史，台湾政治民主化历程滥觞于党外运动是客观事实。「党外」意指除国民党以外的参政人士，而「运动」则是非国民党人以类似政党形式进行之民主运动。我们回顾1980年代中叶以前的台湾，政权长期由国民党一党专政，两蒋以戒严为手段进行威权统治，尽管如此，台湾经济仍取得非凡成就，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颇领一时风骚。但彼时，台湾人民并不享有集会与结社自由，组织政党的权利也被排拒在外，全社会的自主力与能动性，基本上已被威权结构限缩得难以伸展。
是以，当年党外运动最大也是最主要的政治意图，就在于反国民党威权专政，争取民主、开放的竞争选举以实践人民参政等，至于追求台湾独立的呼声在当时的党外并非主流，同时也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述与社会基础。
这是民进党创党之初，在台湾内部的政治土壤。而就外部的大环境而言，1974年由于葡萄牙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开启的世界第三波民主化（Third Wave Democracy）浪潮，于1980年代席卷拉丁美洲与东亚，1986年民进党正式组党，正好与国际时局的节奏联动，显得自然和恰如其分。
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街头社会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包括，消费者运动、环保、劳工、农民、妇女、学生运动，以及原住民与弱势团体运动等，纷纷涌上台北街头，抗议政府各项政策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由于威权的国民党政府对社会运动的压制，以及社运团体在组织初期对资源以及相互支持的迫切需求，该时期的抗争运动人士总是惯性拉高了政治分贝，将追求民主化奉为上位，以谋取不同的社运团体间最大的交会，也让彼时的社会运动显现极强的政治化色彩。
由此，发迹于反威权、反专制党外运动的民进党，练兵于1990年代的各类型街头运动，并主力诉求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那时的民进党借由种种行动向外界表明，创党之初的她，根本的思想与实践，实为反威权而生，且是为同路于劳农阶级向国家争取更多放权与资源释出，就这个层面来说，民进党在本质上具有传统的左翼政党的价值色彩，也可说是当时世界自由化浪潮在台湾的产物。
是以，借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检视民进党在台湾的发展之路，在不同阶段都能发现到不少饶有风趣的诘问。创党之初，为反威权专制、争取劳农权益，意识形态偏左的民进党，在民主化与政党开放竞争的过程中逐步获取政治实力，而在执政之后，是否依旧保有其左翼价值的硬核？进一步来说，民进党在2000年首度执政之后，被外界抨击甚深的是其渐向资本家靠拢的作为，复刻了国民党执政时的政商关系，并且起了台独的热灶。民进党这样的路线选择究竟算不算罔顾甚或背叛其左翼价值的初衷？以下我们便从价值核心与行动实践的角度，评析在台湾政治发展中极具历史地位的民进党创党30年来的历程与纠结。
台湾政治秩序中的民进党
台湾政治发展，就其政治秩序的主轴可以区分为3个阶段，追求民主化的台湾（1986年至1996年）、争论认同政治的台湾（1996年至2012年），以及正视阶级、分配政治的台湾（2012年迄今）。而伴随这3段不同的政治主旋律，其转换也表现在民进党自身路线的变换上。
首先从大的分析框架看待民进党的发展，自1986年成立之初，配合全球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风潮，民进党在台湾内部积极地挑战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经过几度街头抗争，以及与国民党多次的博弈后，最终促成了蒋经国开放民主以及台湾各级选举全面开放竞争。相较其他同期新兴民主国家争取民主化的过程，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显得十分平和、顺畅，因此赢得「宁静革命」的美誉。回顾第一波追求民主化期间的民进党，尽管党内高唱台湾主体意识、台独意识的人也不少，但1990年代的台湾，首重的政治议题在反威权、争民主，民进党并不优先高举台独旗帜作为政治市场的号召，而多以反国民党威权作为历次选举的最大主张。事实上，草创期间的民进党内部，其成员兼容统派与独派，并非是「天然独」的政党。
一直到1996年台湾首度举行总统直选，民进党迎回美国归来的台独大老彭明敏担任首届民选总统的党籍候选人，此刻的民进党才开始逐渐由最初「左倾」主张与意识，移转重心到台湾国族认同的辩论上，民进党开始被外界视为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直到了2000年总统大选，得益于国民党阵营分裂，民进党才在陈水扁的带领下，以14年党龄之姿首度取得执政权，正式开启台湾新的一波追求自我认同、寻求国家定位的政治主轴。
这是民进党路线的第一次分岔，当选举成为有规律的政治常态，2000年后民进党在历次地方与中央大选中反复操演的政治诉求，已不再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反威权、为「阶级奋斗」的政治主张，而是渐渐演变为具有民族政党意味的政党。是以，从具有左翼理想政党转向成为民族认同政党，是民进党路线的第一次核心的转变。
是什么原因与动机让民进党产生路线转向？我们从政治学理角度出发不难找到答案。开发中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容易衍生认同、合法性、命令贯彻、参与、整合与分配的危机，尤其是历史上曾遭受殖民与传统专制统治的国家，更容易诞生民族取向的政党，1894年成立的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便是如此，一个世纪后，起初倾向左翼、反威权统治的民进党在威权瓦解后，也朝相同方向而去。
遥想威权政治松动、民主成为台湾政治最大公约数的1990年代，许多当年名列「黑名单」的海外独派人士开始自美、日回到台湾，协同民进党组织发起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正是民进党内部的变化，促使其转向认同台独诉求的一面；与此同时，在频繁地举行各级选举的1990至2000年代，台湾人被反复的选举训练有素，当家作主的心理也已然成熟，每亲身参与一次选举都让台湾人自决的意识积累一次，伴随民主化而来的本土化，成为相辅相生的内部效果。
于是乎，独派海归以及台湾人自决意识的上升，可谓民进党选择在执政后或明或暗地鼓吹台独、台湾主体意识的主因。这一波台湾人国族认同的大辩论，虽然对台湾政治发展而言，是一段必然的发展过程，却也在朝野政治人物反复又过度地炒作下，让台湾人深处于台湾与中国的双重认同困境中，造成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分歧，并且连带冲击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最终，在物质基础决定一切的压力下，两岸关系不睦、经济发展停滞，加上执政集团贪腐丑闻等，最终促成民进党的下野。
新自由主义席卷 二次转向
2012年，民进党提名蔡英文角逐总统大位失利，但选后蔡英文阵营主打「公平、正义」，深深地影响到日后台湾的政治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该年大选的主要诉求不再强调台湾认同，而是重新拉回阶级议题，象征其在路线上的再次转变，回归创党之初，一个存乎阶级意识、重视分配价值、又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左翼政党。民进党此次转向成因有二，其一是台湾长年经济发展的停滞与不合理倾斜，导致分配失衡，衍生阶级矛盾；其二是陈水扁失败的执政经验，即过度操作国族认同让社会疲乏。更深一层看，陈水扁执政的挫折不只过度操作国族认同，更反映民进党空有左翼意识，理论基础薄弱，在经济政策上进退失据。
首先，经济结构发展导致分配失衡十分容易理解，根源出在新自由主义带来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和政治腐败等恶果，资本失衡的发展导致政治主轴改变，也可以解释为经济与政治之间寻求均衡的一种循环，本世纪最初十年拉丁美洲集体「向左转」可为援例。但左翼政党如何在执政后，面对国际间自由贸易正炽的风潮，依旧得以坚守左派的经济取向，如支持加强干预市场运作和平均分配财富，则将成为一道难题。这难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进党在陈水扁主政8年期间遭逢困顿的深层原因。
放眼国际，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政党在面对经济自由化时选择退让，此类案例其实并不罕见。1990年代，中间偏左的政党在英、法、义、德、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相继执政，当时为了定义中间偏左，出身工党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Anthony Blair）便主张「第三条路」（Third Way），倡导一个介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中间理念；1999年，美国民主党籍总统柯林顿（Bill Clinton）取消了格拉斯法（Glass-Steagall Act），松绑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作为，也是回应经济自由化的一种退让。然而，主张中间偏左的政党，在2000年代逐渐退烧，右派再起，诸多中间或中间偏右的政党在欧陆大举夺回执政权，原因在于当中间偏左阵营致力于社会民主更新的同时，无法在左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与右的市场逻辑取得平衡，其结果使其经济政策相继失灵，无法提供一套有效解决全球化带来经济挑战的作为。
民进党过去执政时为何会在经济作为上挫败，原因并非民进党不善于治理，根本的症结在于当民进党的核心意识形态空有英雄主义式的左翼浪漫与审美情绪，却缺乏系统性理论基础的支持时，终究让民进党难以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去推陈、回应经济自由化而来的挑战。
如今，民进党在重回执政高点之际迎来30年党庆，蔡英文与民进党如何在意识形态路线上「三十而立」，去回应上述政经发展逻辑的本质问题，如何让其路线价值与经济政策取向不相违逆、得以共存，当为民进党必要面对的课题，在兼顾分配正义与扩大公民社会的参与后，民进党还是得回头面对区域和全球经济自由化的那道关卡，那正是历来民进党经济政策弱势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