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崩坏/少子化的骗局 是谁放任博士继续流浪?

▲近年来,大学教师少得比学生还快,调查教育部资料生师比恶化才是高教人才供需失衡的关键,而非少子化。(图/记者季相儒摄)

《高教崩坏》系列一

文/蔡百蕙

编按:因国人传统不喜在虎年生育,1998年虎年是我国出生人口首度跌破30万大关,该年出生者将自今年起开始进入大学就读,因此预估学年度大学新生较前年大减近1成、约2万人,各大学招生面临重大瓶颈关卡,即所谓「105大限」。然而,在少子化的浪潮下,除了放任部份私校陆续倒闭之外,「105大限」是否也可以是高教转型的契机

Rose是北部某私立大学外文系助理教授,早在今年她任职的大学传出指考缺额率超过5成的消息前,她就担心随时会失业,在同系教师的Line群组里,大家最常讨论的,就是转业可以做什么?有人想开简餐店、有人想干脆去教补习班,她说:「以后教职只有更难找了。」

「找教职有没有人脉、背景才重要,学校根本不看专业!」谈起4年前求职的经过,Rose忍不住气愤地说道。当时她顶着美国名校洋博士的光环回国,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又特殊,再加上出国前还有4年的大学教学经验,「觉得我条件不错,不可能找不到工作。」

结果她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针对新竹以北大学的英文科系,投了至少2、30份的履历应征,却只得到2家回复面试的机会,而且都是以前当讲师兼过课的学校,「最难过的是其他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的恐慌,」连回函婉拒的基本礼貌都没有。

美国博士班的同学Tiffany早她1年回国求职,结果更惨,找来找去,只找到在3间私立大学兼课的缺,南北兼课,赚一小时635元的钟点费,而且寒暑假就失业,熬了一年多,最后终于受不了了,接受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邀请,担任高阶管理职。

现在Tiffany月领5万人民币,自认在薪资上获得了补偿,工作上也得到了成就感,「中国大陆看专业,不看背景,」这份薪水包含了她的资历和经验,「过去的点点滴滴都转换成人民币了。」

教职难找,显示了台湾学术市场的高阶博士人才供需严重失衡,就连一般认为具有优势的洋博士们,也到处碰壁。过去近10年来,平均每年有3千多位的本土博士毕业,最新统计的102学年度则有4048位,再加上回国求职的洋博士,每年大专院校释出的专任教师职缺却只有约400个,明显的僧多粥少。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大学新生入学人数也逐年递减,2028年预估很可能只剩一半、仅15.9万。(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制表/记者蔡百蕙)

台湾的高教环境当真这么糟?待在这里就只能提心吊胆,担心在少子化的打击下,如果不出走,接下来只能等待失业?

生师比恶化:老师其实少得比学生快

高教工会办公室主任陈书涵不这么认为,「一直说缺愈来愈少,原因不是少子化!」她指出,早在105大限来临前,大学教师的职缺就愈来愈少,减少的速度甚至比学生减少的还快。

根据教育部统计,在少子化的影响下,近2年学生总数减少仅约「千分之4到5,」教师人数却以近3倍、「千分之13」的速度在减少。

「很大的原因就是生师比的问题,这几年台湾的生师比逐年都在恶化。」对比OECD国家平均15左右的生师比,以及中国大陆的17,台湾的还曾高到27,去年微降至26.1。

▲近2年,少子化让各大专院校学生总数减少千分之4-5,教师人数减幅却达千分之13。(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制表/记者蔡百蕙)

生师比恶化,即愈少的老师负责教更多的学生,陈书涵直指,职缺愈来愈少,是用教育品质换来的!

此外,高教工会一直以来也提出质疑,台湾恶化的生师比甚至还有灌水的问题,「把教官也计入教师,然后外籍生、侨生和陆生都不计入,让学生看起来少,教师看起来多,」师资不够的部份,学校大量聘兼任教师,且4名兼任可算做1名专任,既省了成本,又可冲高生师比的数字。

对比80学年度只有「18.5」的生师比,政大劳工所教授、高教工会理事长刘梅君表示,少子化应该是高教改善教育品质的契机,在入学学生减少的同时,调整回从前的较低的生师比,「如果回到民国80年的生师比,等于可以再增加约3分1的教师,会有多少老师可以增加呀!」

▲逐年增加的生师比,是反映高教品质恶化的指标之一。(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整理/高教工会。制表/记者蔡百蕙)

高教崩坏:将近一半教师全是兼任

刘梅君进一步指出,兼任教师比例过高,是高教品质崩坏的另一重要指标。

检视过去7年全国大专院校专任与兼任教师人数,赫然发现,在专任教职减少的同时,兼任教师的占比则逐年增加,最新的104学年度统计数字更显示,兼任教师人数高达4万5千559名,占教师员额比例高达48%,等于有将近五成的教师都属兼任。

「这实在很离谱耶!」刘梅君对大学高比例兼任教师的现象直呼夸张,「教育部应该针对各校兼任教师有更严格的规范。」

「现在业界都在说非典型就业,何谓非典型?临时性的、兼职性的、短工性质的,这个现象就在高教现场发生啊!」刘梅君痛心地说道:「我们是非典型高教。」

刘梅君表示,兼任教师没有研究室,通常是疲于奔命地兼课,自然也无法好好做研究或者跟学生有互动。陈思仁过去近6年的时间,在辅仁大学等4校担任兼任助理教授,她指出,兼任教师最糟糕的是没有资源更新教材,结果受害最大的是学生,「大量聘用兼任是市场化的结果,不是少子化。」

▲大学的总教师人数中,兼任教师人数的占比竟高达48%、将近一半。(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制表/记者蔡百蕙)

陈思仁说,早期会希望有一天能转专任,但履历连投了4年之后,她就死心了,看到兼任教师的聘用甚至愈来愈严重,对整个高教生态感到失望。一位有清华大学历史博士学位的友人也有类似的感触,既然专任的教职都应征不上,虽曾收到对岸大学的邀请去任教,但因为不想到中国大陆的学术圈,已决定转行。

对于兼任教师的议题,教育部高教司长李彦仪表示,兼任教师的任用是保障教学的多元化,「存在是绝对必要的,」但逼近专任教师人数的比例问题,她也坦承这是必须处理的议题,至于如何处理?「我们正在研议当中。」

然而,高比例的兼任教师换取的不只是高教品质,还有教师们合理的薪资待遇

兼任教师时薪23年未涨:月入不如电子作业员

很难想像,陈思仁兼任助理教授6年以来,钟点费完全没有涨过。事实上,除了国立大学在2014年统一调薪之外,多数私立大学的钟点费因为无强制规定,已冻涨23年!

105学年度开始,陈思仁把兼课减至3所大学共10学分,以每小时635元的钟点费来算,月薪大约2万5千400元,但是扣掉没有薪水的寒暑假,平均月薪实际不到2万,「寒暑假加起来有3个月,期间的劳健保还要自费。」

10学分的课程加上备课、出题和改考卷,几乎等同于一位月薪6万多起跳的专任助理教授工作量,薪资报酬却远不成比例。

在这样的薪资结构下,陈思仁说:「兼任教师要兼很多课,才有办法营生和买书。」既然如此,她新学期起还减课?「不得不把文化的课辞掉,因为实在太累了。」

▲由于对高教生态失望,大学兼任教师陈思仁对找到专任教职已经死心。(图/记者蔡百蕙摄)

家住台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博士徐文路,毕业8年以来,甚至是南北奔波兼课,在交通大学等4校兼了16学分的课程,仅管兼课堂数较多、且国立大学的钟点费也略高,有735元,但扣除寒暑假以后的月薪,也就是3万5千多元。

但如果再扣掉南北兼课衍生的交通和住宿费,他冷冷地说道:「一个月就剩2万5、6千元了。」

仅管如此,徐文路仍热爱教学,他强调,教育部至少该给兼任教师合理的薪资水准,让他们能够排除后顾之忧,不要求大富大贵,至少不需要为了生活调头寸。

刘梅君痛批,兼任教师未获合理的薪资待遇,心疼他们实际的月薪过低,「真的还不如到电子厂当作业员。」

另类剥削:约聘制的专案教授

赚时薪的兼任教师之外,不稳定就业的还有约聘制的专案教师。「专案也适用专任教师的评分制,结果就算达标了,说好隔年会续聘都是假的,每一年都在公开招聘。」在中部某国立大学已连任2年专案助理教授的奕胜(化名)说。

奕胜表示,其实属约聘性质的专案和兼任教师,都是大学压低成本的作法,「学校该补的专任教师缺就该开出来,但通常是快被评鉴了(注),那一年才赶快聘专案教师来补。」

而即便难得的开出专任教师职缺,系上已熟悉的专案教师也未必具优势。奕胜指出,这些年看到高教体系里,「私人任用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这一点,Wesley(化名)特别感同身受,在取得台大电机系博士学位后,还赴美从事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仍找不到专任职缺,于是先在某国立大学做专案教师,结果一做五年,就是转不了专任,「系上曾经有专任的缺开出来,但大家都知道缺是谁的,还直接叫你不用去申请。」

由于专案教师一年一聘,Wesley表示,「什么时候被fire掉不知道,那种心情上的不稳定,比专任的强烈很多。」

念博士意愿低落:学术人才恐出现断层

高教的专任职缺太少、兼任比例太高,怎么办?

「关键还是生师比的问题,」陈书涵指出,如果逐年改善生师比,把灌水的因素拿掉,「台湾根本没有博士太多的问题!」合理估算,以台湾高教总体约5万名的专任教师来说,平均年资以25年计算,「其实一年至少要有2000个缺额,现在一年却只有400个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允许我们的生师比差。」

对此,教育部另有想法,目前教育部的对策,是逐年向下调整博士生的人数,每年以15%为目标,李彦仪更表示,将来少子女化会让学生人数少得很厉害,职缺也会愈来愈少,她认为,就读博士的高阶人力应该反思,「要不要把大学教职当作唯一的出路?」

即便教育部不出手下修台湾的博士生数,看到高教就业市场的黯淡前景,近年来许多台湾各大专院校的博士班纷纷传出招生缺额。

▲由于未来高教就业市场不乐观,愿意念博士班的学生也愈来愈少。(图/记者季相儒摄)

影响所及,海外的高阶人才即使想回国、也不敢回国。美国休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靖兴即是其一。他说:「当然还是希望回台湾贡献所学,在国外自己始终是外国人。」

拿到博士学位已经3年,王靖兴却一直看不到回台就业的机会,「现在台湾开缺很少,各大学又多有自己属意的人选。」于是,今年起,他说已几乎放弃回台的希望,会继续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

「美国的职缺竞争也很激烈,但因为市场大,人脉关系比较没那么重要,只要有实力,还是可以找得到。」

刘梅君也观察到,最近几年连出国攻读博士的学生也愈来愈少,「因为读完之后,怎么办?特别像到美国去读,好贵啊!」

「以前我的学生,1、2年就会有1个人出国念书,现在没有了。最后那个出国的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刘梅君叹息,现在学生看到就业机会,为求工作安稳,会选择优先就业,读博士就以后再说,「其实我有看到几个非常适合读书的,就选择先去就业,非常可惜。」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年轻学子念博士的意愿大减,影响会是什么?教育部希望减少博士的产量,调节教职供需失衡的问题,刘梅君却认为,「人才会有断层,绝对会有断层。」等到我们这一代退休了,现在在各个大学流浪的博士,因为这些年来流浪兼课,「不可能有机会好好地研究,他们也补不进来。」

不论是苦撑寻找教职,还是被迫出国求职,甚至觉得回不了国的博士,这些高教的流浪悲歌不会停止,除非少子化开始被视为改革契机,而非大限冲击,否则即便扩大招收外生补救下滑的新生人数,恐怕台湾高教也未必有足够吸引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注:2005年大学法修正,教育部成立「高教评鉴中心」,自2006年起全面展开5年一轮的大学评鉴。当时目的系以评鉴结果来分配补助大学的经费,企图形成「奖惩机制」,借此淘汰部分校院系所,形成「退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