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公投、藻礁、电力稳定 公共决策政治化的省思
桃园外海藻礁的环保议题，在公民参与协会理事长何宗勋、荒野保护协会理事长徐仁修、桃园在地联盟理事长潘忠政等人带头冲刺下，成功挑战高难度的公民投票连署，在3月1日连署人数跨过成案门槛，并且随即引爆政党、网军、与环保团体内部的剧烈斗争，藻礁保护的问题虽然因此获得全民关注，却也同时成为高度政治化、非黑即白的正反对决。
「藻礁保护」是具有高度价值的环保运动，参与的环保人士在经历十载的坚持之后，最终选择用公投作为运动的目标，「藻礁公投」即将成案的此时，社会各界清楚看到，这个公投议案将环境保育、能源选择、经济发展、电力稳定、乃至中油与台电合作等完全不同层面的公共政策议题，简化成为「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离桃园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的课题，丢给全国民众做出「是／否」的单一选项。
一刀切的公民投票，对于复杂专业的公共政策议题到底是祸是福，当然有待各界讨论，理论上，公民投票具有高度全民政治的理想性，也是中华民国宪法明定「复决」的公民权利，不过台湾从2004年陈水扁担任总统时开启公投，历次公投却沦为选举绑票、政党恶斗的武器，当今的执政党无疑必须负起全责。
公投早年被民进党作为全民民主的政治诉求，民进党的精神领袖林义雄更用三十年的努力推动核四公投，然而，从陈水扁操作「公投绑大选」，把原本应该是论证重大公共政策的公民投票，染色成为政党对立的选举工具之后，台湾历次公投就沦为政党恶斗的工具，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修改公投法大幅下修连署与通过门槛，但是2018年与今年的实施经验仍然令人摇头，公投结果也被政府用行政与立法手段扭曲或者不执行，当年一路冲刺公投立法的民进党，在执政后将公投决议弱化成耗费巨大社会资源的民意调查，除了少数操作公投的政治人物或是利益团体，大多数人民只觉得遭到绑架，沦为台湾民主制度的痛点。
藻礁议题演变成为使用公民投票的政治对决，是亲痛仇快、而且对台湾经济稳定发展、环境永续都毫无助益的发展。藻礁议题原本是民进党的囊中物，带头冲刺的环保团体原本就多数与民进党有深厚的源渊，蔡英文总统、桃园县长郑文灿、以及民进党的高层早在2013年就公开表态支持藻礁保护，大潭接收站的建设与藻礁保护的价值取舍，有非常多的时间与工具可以进行深入的沟通，而公共政策辩论的工具，从最初始的意见交换、地方政府层级的会议一直到中央层级的立法院公听会、港口建设的环评会议，中油与台电的决策、乃至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而蔡英文从2016年胜选总统至今，执政也已经进入第五年了，应该说，执政党拥有可以解决藻礁问题的工具与时间，却一路错失或误判，无法卸责。
要台湾一千六百多万公民，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大潭天然气三接是否废止，实在是强人所难。实质上，被要求投票的公民不可能正确判断港口建设到底会对藻礁生态造成多大层面的冲击，不可能知道接收站转移到台北港的机会成本，因此造成时程拖延到底有多少年，增加中油与台电多少财务成本，乃至天然气逐步取代高污染燃煤发电的计划受到多大负面冲击，至于数以千万人民的供电稳定，攸关经济发展与国民就业的工业用电需求，甚至蔡英文高举永续能源的进步政策，都是需要密切整合不同部门与组织、经过缜密计算与客观数据支持的专业决策，如果最终必须诉诸无形的意识形态或是党派认同的公民投票来决定，无疑是所有专业决策机制失效的警讯。
面对国民党提出的反莱猪公投、公投绑大选、以及重启核四公投、加上珍爱藻礁四项公投议题，台湾的公投制度实践至今，和全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宪法复决原始目标越行越远，变成一次又一次耗费巨大资源的意识形态对决，最终不论是正方或是反方获胜，对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都没有帮助，而预期中的政党恶斗更将撕裂社会。
藻礁议题发展至今，对台湾各大政党与政治领袖，应该是一记响彻云霄的警钟，公共论述机制的失能，政府沟通能力的低落，决策部门主管与官员自扫门前雪，只求自保却放任整体社会福祉的恶化等病灶，暴露无遗。
政治是众人之事，人民缴税给政府，是要政府解决困难的事物，不是要政客制造问题，对藻礁议题责无旁贷的执政党，以及正在努力攻坚的在野党，必须面对公投制度制造出的问题，必须听到多数人民憎恨的声音，如果只在政治算计中追求亲痛仇快，对于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