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国文教育的成败 攸关国家竞争力得失

图／本报资料照片

日本学者藤原正彦十年前写了一本书，名为《国家的品格》，藤原君曾于英、美知名大学教过书，按理说作风会洋派些才是，但他却认为学好本国语文最为重要，要在国际间通行无阻、要让论述的内容丰富，就得打好国文底子，内涵才是一切，内涵比英文更重要，他甚至说：「从小学就开始教英文，是毁灭日本最有效的方法。」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说，他一生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是：「你要常读古书，读古人的原着；今人论述他们的话，没有多大意义。」他更说：「没有别的事情能比读古人的名著更能给我们精神上的快乐。」即使早年曾说过「死文言不能产出活文学」的胡适，也在民国44年写了一篇文章推崇范仲淹的灵鸟赋，他说：「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胡适这一席话总算还了古文公道。

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以二元分法，说昔日是老路，今天要走新路，又说昔日是死文言，今天是活文学，这些全是偏见，文学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今古之分，再者，古文能留传下来的，哪一篇不是千锤百炼的好文章？硬要把古文贬得这么低，如今还要把古文泛政治化，意欲去之而后快，套用藤原正彦的话，这是毁灭台湾最有效的方法。在如今这样的国文教育下，日后孩子长大，语言还会有什么内涵？语言反映的是思想，思想缺乏内涵，国家竞争力由何而来？

近日北一女国文老师区桂芝对108课纲删掉经典古文提出严厉批判，其勇气与见识令人佩服，如果我们相信藤原正彦、叔本华的看法，这个课纲非改不可，非仅要改课纲，提高古文的篇数，也要改变国文教学、考试的方式，让学子们真正自古文学得其中的思想，如此非仅能提升文化内涵，也有助于独立思考，非仅有利于个人，台湾社会也将同蒙其利，年轻人有了独立思考能力，日后长大在各领域发展才不致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也才有自已的见地。

民国初年以来，文人常把国势衰疲怪罪于古文，然而，这干古文何事？五千年来古文不论在政治、军事、哲学、诗歌、经济、伦理、医学上皆取得重大成就，把清末的衰败，一股脑儿地归咎于古文，合逻辑吗？古文不只是吟风弄月，也有了不起的经济思想，读过《货殖列传》的人一定会惊讶于司马迁对市场的认识，他早已看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于价格引导供需司马迁如此描述：「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比亚当斯密早了1,800年，非常了不起。

读过《明夷待访录》的人更会叹服黄宗羲居然能把20世纪才被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y）讲得如此透彻，他在《原君》一篇写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相较于英国经济学家皮古（A.C.Pigou）1946年提出外部性，黄宗羲早了270年。

再举一例，今天每逢不景气，政府就会扩大内需来振兴经济，此法何人所创？自然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因斯，然而《梦溪笔谈》记载范仲淹在杭州经济萧条之际，早已透过改建官舍、粮仓、并请佛寺大兴土木创造数万人就业，并带领百姓在西湖竞渡，刺激消费，而繁荣了杭州，范仲淹称此法是「发有余之财」，也就是扩大内需，比起凯因斯也早了880年。

中国古文浩翰，多阅读不仅可以提升语言的美，也有助于思想的陶冶，若想要提升台湾未来的经济竞争力，非改革各级学校的国文教育不可，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面对这一座无尽藏的文学宝库，若我们还处处以政治自我牵绊，把中华文化的主导权拱手让人，这实在是天下最愚蠢的政府。但愿几位总统参选人正视且认真思考此一问题，于明年执政后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最后想说的是，文学虽不像科技业可以立即创造GDP，但长期而言，却是竞争力的基础，其所培养的人文素养，更将影响国家的品格，左右台湾的前途，这不只是教育问题，更是国家前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