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府登记不动产只为收税
不动产登记自古以来便有在中华大地上实施，彼时主要进行土地登记，作为收税赋和地租之用，其私有财产之证明只是附带性的作用，且登记的资料由官府掌握，对外保密。。
秦朝通过不动产登记承认私有土地合法
《周礼•大司徒》记载：“掌建国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办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就是将天下的田地山川等不动产，以及人口等进行造册登记，便于国家治理。
春秋时期，楚国在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即下令“书土田”，“量入修赋”，其实就是对于楚国国境内的土地依据地势进行测量，并根据肥沃程度规定其产量的标准，又根据产量征收赋税。
楚康王像
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在进行土地登记，按照收成多少交纳赋税，明确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登记管理制度，这个可能是最早确立的有关土地登记制度的法令。
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所有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土地的数目以及人丁数目，向中央政府如实呈报。所报内容经审查核实后，最后登记入册，上报到县，政府自此可以看做是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为根据征收田租。
秦代万里长城遗址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打匈奴，国库耗费极大，为了筹措战争经费，汉武帝下令商人、放高利贷者等赢利阶层，自己统计自家的财产向官府如实汇报，每两千钱资产，征收一百二十钱的税赋；普通人家，不事商业的，资产每四千钱的征收一百二十钱，比富裕的商人少一半。一些富人故意不登记或少登记，缗钱令推行之初，效果很不好。
汉朝富人
为了断绝这些偷奸取巧行为，汉武帝规定，谁隐瞒财产不如实登记，或者故意少报的，发戍边疆一年，其财产充公。对偷逃税者进行告发和举报，规定查实后举报者能获取偷税者一半的财产。比如说某人发现别人进行房屋买卖搞“白契”，不到官府登记，他向官府告发，就可以拿走一半的房产。有此利益刺激，告密成风，很多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而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国库顿时充实起来。
唐代：不通过官府买卖土地将受处罚
隋唐时，据《新唐书·食货志一》记载：“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账。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
由此可以看出，唐朝的土地统计政策是很完备的。先在基层管理机关乡里进行统计，然后统计成乡账；乡账完成后再上报到县，由县里统计成县账；县账完成后送达至州，统计成州账，最后上报到中央的管理机关户部。而最基本的就是所谓的手实了，它记载了每户家庭成员的情况，同时还有每个家庭已经受田、还未受田和园宅地的数量，最后记述了该户所受土地的四边界，内容十分详尽，也很便于清查。
唐代农民
同时，唐代在土地管理方面出现了立契、申碟或过割制度，规定土地买卖必须通过官府，进行书面申报和登记，才算有效，否则要受到处罚。
宋朝时期，土地登记制度进一步完善。到了南宋，民众按统一要求制作砧基簿，全面记载户主、田产面积、四至、来源等土地状况，附以地形图，经耆老、邻保正长统计查勘后上报经界所，再由经界所勘验核实交付产权人，并收存于乡、县、州及转运司。砧基簿既是国家征税课役的根据，也是持簿者对所载土地的产权证明。进行田产交易时，由买卖双方持砧基簿、地形图和契约到县府办理“批凿”，土地转让才有效力。
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编制出各地土地田产登记管理及据以确定赋役税收的“鱼鳞图册”，作为官府征收赋税的凭证，详细记载每宗土地的业主姓名、田土形状、方圆四至等，成为解决土地纠纷的重要依据。
明代鱼鳞图册
清代效仿西方不动产登记 未实施便已灭亡
满人入关后，多次大规模侵吞土地，一度打破了明代的土地登记制度，康熙四年（1665年）朝廷下令进行土地登记造册，历时多年完成。而到清末，受西洋法制影响，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被引入中国，清朝开始模仿西方的不动产登记制度，采用德国的做法，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物权》，但该法律完成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这部民律草案并未正式颁布与施行。
民国时，为了鼓励人们进行不动产登记，曾到处张贴布告，以期广而告之。比如1925年4月，北京地方审判厅登记处在全城张贴不动产登记布告：“北京的土地房屋自庚子变乱，关系复杂，现经登记处登记，权利永远确定……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土地房屋每价值千元，只收一元登记费。”
民国不动产登记簿
（资料来源：北青网、上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