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大陆当如何与老龄化共舞?(韩和元)

大陆最新人口普查统计资料11日公布。(图/中新社

5月11日,中国大陆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数据显示,大陆人口共14亿1178万人,十年间人口增速为5.38%,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十年0.57%的平均增长率。这表明,人口增速已放缓。与此同时,大陆的老龄化进程却在加速。据七普数据显示,年龄构成方面,0—14岁人口为2亿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亿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亿9064万人,占13.50%)。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大陆3.38个劳动力需抚养1位老人。但这还远不是最坏的局面,到明年也就是2022年时,该数值将急剧恶化,原因是从明年开始,大陆将面临新一轮生育高峰期的人们步入老年。

有关这个判断,还需从1949年以来,大陆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说起。中共建政后,大陆人口出现过四个生育高峰,分别为:1949-1957年、1962-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中共建政之前,由于常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反观中共建政初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在该时期人民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准,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大陆人口净增1.05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波折,人民生活水准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准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该时期大陆人口净增1.57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

3、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大陆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中共建政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抚养压力,使得政府的认识由人多力量大,逐步转变为人多是负担上来,这就使得人口控制论逐步提上了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由此,大陆的人口便由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计划控制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大陆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颇为惊人。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三个人口生育高峰。

4、第四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趋严格。但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1981—1990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出现的第三个人口生育高峰。

综上可见,目前大陆所面对的18.70%老龄人口比,主要来自1949年中共建政前出生人口+第一个生育高峰期人口。但正如文章开头时所说的,到2022年时随着第二个生育高峰期的婴儿们迈入老年,到时大陆的老龄人口比将迅速恶化。

事实上,国务院早前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报告说:2021年-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报告还提到:与此同时,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到2030年降至17%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大陆的整个社会需抚养人口值将>25%+17%(原因也简单,随着大陆的工业化,乃至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真正可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应推迟到18岁,甚至以上)。这就意味着每百人里55个劳动力需抚养45个非劳动力(60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孩子),或1.2个劳动力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力人口。这就是不远的2022-2030年大陆所面临的人口现实。

当然,需予以说明的是,大陆的人口问题虽然凸出,但远没有某些人口学家渲染的那么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4月14日公布的全球人口报告《我的身体我做主(My Body Is My Own)》显示,2021年南韩女性人均生育数量仅为1.1名,在全球198个国家中垫底。这是南韩连续两年出生率全球垫底——2019年韩国以1.3(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大陆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的出生率排在第192位,2020年出生率跌到1.1,成倒数第一。但与此同时,南韩的经济却是一路高歌猛进。

为何会这样?原因也简单,一国经济的增长,有赖于三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确实通过劳动因素对经济产生影响,但这一影响可通过科技进步和投资来予以弥补,譬如通过机器化、自动化来弥补。过去一条生产线需一百人,当机器化和自动化后,整条线可能只需十人。至于需求侧,确实表现为买的人少了,但却可通过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来予以解决。譬如美国,其总人口仅是大陆的23.8%,尚不及其四分之一,但其消费量却与大陆相当,甚至还略高,其关键点不在于人口总量,而在于人均消费量。

当然,要想像南韩这样,一边深陷人口困境,一边经济还高歌猛进,得建立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未来几年,大陆需在技术这一要素上,做出革命性进步。否则,单劳动这一因素的显著变化,就决定了未来大陆的经济不容乐观。别的遑论,单巨大的社会抚养成本,就足以让这个国度气喘吁吁。

(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