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英德冲突殷鉴不远(韩和元)

今天主要大国间遇到的种种,早于100多年前也遇到过。(图/DVIDS)

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其实今天主要大国间遇到的种种,早于100多年前也遇到过。

1871年德国统一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个德国基本上就是普鲁士王国的扩大。但两者在实力上却不可同日而语:普鲁士只是个军事强国,但德国却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足以引起周围国家不安的大国。统一以后,它的面积增加了近一倍,人口也从1930万增加到了3460万(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92)。更为重要的是,统一促进了德国经济的惊人发展,历史学家斯塔夫里诺斯就曾指出: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它所有的经济体,包括英国都落后了(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P297)。

随着崛起而来的是,德国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悖论:实力越是增加,其它大国就越是疑惧,它的外部安全压力反而不断增加——德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而且这种改变是以在战场上打败欧洲五大国中两个大国(奥地利法国)的激烈方式来实现的,必然引起其它国家的强烈不安和反弹。

这种由强大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在英俄两国对德国的态度上。在统一以前,当普鲁士陷入与法国或奥地利的较量时,英俄属于普鲁士的「天然盟友」,会毫不掩饰的对其予以奥援。但当德国崛起,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一极时,英俄的立场立马改变,那就是他们绝不容许德国的相对优势进一步扩大。这时他们开始主动调整策略,尤其是英国,有意识的抛弃了它与法国上千年的恩怨,而去积极支持法国,想以此来平衡德国。

最能够概括英国立场的,莫过于1871年2月9日,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利在英国议会下院所发表的声明:

普法战争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代表了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它的社会意义将体现在未来。我们处理外交事务原则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而就在6个月前,这些原则还被政治家们接受并当作指针

当然,被扫荡掉的不仅是外交的传统。你们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和一股新的势力,你们要做好应对新的未知的事物和危险的准备。因为均势已经被破坏,受冲击最大、最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带来的后果的国家,就是我们英国」。

迪斯累利实际担心的是,德国实现统一后,这个崛起的大国会不会利用自己增长了的实力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优势,最终实现欧洲的称霸。对此,迪斯累利就曾公开说:「俾斯麦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迪斯累利认为英国有必要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进而结成同盟。

而作为德国的姻亲之国的沙皇俄国,在普法战争中,其实是受益者——沙俄曾与法国签订过一份具有屈辱性黑海中立化条约,条约限制了俄国在黑海拥有海军。随着法国战败,俄罗斯要求法国废止了这部条约。但纵使如此,沙俄还是开始审视它与它表兄之国德国的关系。沙俄的宰相哥尔查科夫就曾明白的对法国驻俄罗斯大使说道: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而被德国打败的法国自然怀有更大的敌意。其中法国对德国的仇恨,由此而始变得根深蒂固,复仇的意愿可以说主导了1871-1938年法国全部的对德政策。

当然,于艾利森看来,「德国物质力量的增长并不必然会导致英德关系走向战争,虽然德国崛起,引起了那种将各行为主体推向战争的结构性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可被良好的战略领导力所消解的」,时任德国宰相俾斯麦就做到了这点。原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也持相近观点,在梅前大使看来,正是由于「俾斯麦通过正确的战略策略,使德国避免成为大国矛盾的中心,得以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快速崛起。」

俾斯麦采取的策略是放低姿态,有意识地避免来自欧洲其他大国的压力和国际纠纷。当然,如只是放低姿态,俾斯麦也就算不得战略家了。事实上,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动的去塑造和构筑大战略,以此来将各行为主体推向战争的结构性压力予以消解。1877年6月的《基辛根口述备忘录》,无疑是他这一行动的有力体现。

在这份文件里可见,俾斯麦事实上深刻认识到,德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和面对的潜在威胁。因而在《备忘录》里,他提出要极力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反德同盟,「至少要剥夺战场上同我们对峙的两大劲敌之一试图与另一劲敌联合起来进行报复的希望」。在这份文件中,他进一步指出,「像德国这样的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应尽可能避免成为大国矛盾的中心」。此时的俾斯麦,其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为刚刚统一的德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此来巩固其崛起成果,进而坐实强国地位。俾斯麦的《基辛根备忘录》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德国规划了战略发展方向,解决了「何去何从」的道路问题,明确了目标和手段之间的适应问题。正是得益于这一正确的战略策略,为德国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促成了德国的快速崛起。

但这种局面,随着俾斯麦的被解职,而开始朝着全面向坏的方向转变——英国和俄国一如既往的遏制策略,激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他们选择放弃俾斯麦的「放低姿态」策略,改以剧烈对抗来应对。这种遏制与反遏制的结果是,欧洲形成两大常年紧张与冲突的阵营。但也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正是这种紧张的对峙,在某个时刻突然失控而爆发战争,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将英德两国间的这种遏制与反遏制,演绎成了「修昔底德陷阱」中最经典、最惨烈案例。

事后来看,这真的是一场典型的两败俱伤的悲剧——于遏制方英国而言,它们确实阻击了德国的进一步扩张,但自身也随之没落,并逐步丧失了对国际秩序主导权。而于反遏制方的德国而言,英国固然在冲突中被拉下国际秩序主导者的宝座,但自身损失也颇为惨重。唉,何必呢!!!更为要紧的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作为草地存在的欧洲大陆各国,无论是有意拱火还是无辜卷入者,其被蹂躏破坏的程度,绝然不亚于英德二强。

英德两国冲突的殷鉴不远,于当前而言,各国都当从中汲取教训,以防当年英德悲剧再次上演。

(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