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全面放开「三胎」能提高大陆生育率？（韩和元）

大陆全面开放三胎政策。（达志影像/shutterstock)

于中国大陆而言，5月的最后一天的最大最具爆炸性的新闻，非「放开三胎」莫属。据新华社的消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中国大陆的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其实，早于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就曾递交过一份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议案。他在议案中写道：「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准已达20余年，如不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中国将会进入低生育水准国家，故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三孩政策。」

就为何要建议放开三孩政策？朱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的解释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

但问题在于，既然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其实施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全面放开三胎，又何尝不会如此，进而再次出现「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的现象呢？

甚而可以说，这种现象将是一种必然。原因在于，以目前的养育成本和养育观，不要说全面放开三胎，就是全面放开生育，人口都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是的，高企的养育成本，无疑是当前制约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先表现为，高房价已然是「最好的避孕药」。美国最大的房产平台zillow，于2018年年中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房价平均每上升10%，生育率就下降1.5%。在洛杉矶、西雅图、纽约这样房价高企的大都市，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除此之外，报告还显示，与房价上涨相伴的是，美国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从2010年的27岁推迟为29岁，整整推后了两年时间。而在生育率方面，据统计2007年美国生育率数字为2.12。到2017年时，该数值已经下跌至1.76。简单来说就是，近年来，美国的房价不断的创新高，其生育率则在不断的创新低。

易君健、易行健用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的数据，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房价指数上升1%，总生育率将下降0.45%。

那么中国大陆呢？就房价与生育率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葛玉好研究员在《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的学术论文。论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论文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比较一套房和多套房的相关结论，讨论了房价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管道。研究发现：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人民币，下同），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文章的结论表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事实上，早于2018年4月，大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曾提出一个「六个钱包论」。说的是，一对年轻人想结婚了，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方能凑足这套房子的首付。一个孩子尚且要掏空一家三代人的「棺材本」，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得掏空多少个钱包呢？哪里有足够的钱包，可供掏空？

以上是大陆城镇户籍居民所面临的生存与生育难题，那么农村户籍居民呢？他们的生育意愿也高不到哪里去。在大陆的特殊国情下，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新华社新媒体曾于2018年8月17日刊发过一篇题为《特写：农民工夫妻的七夕爱情故事》的文章，文章写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有配偶的占64.5%。大多数农民工夫妻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正如新华社提及的，大多数农民工一年尚且难得见上一面，起码的性生活都无法解决，这生育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当然，相比于上述农民工，还是有少数幸运儿的。在异乡，他们夫妻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孩子的教育高昂的学费问题，同样可成为他们「最好的避孕药」。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务工地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准一般的学校，其学费通常贵的惊人。以大陆某一线城市为例，这类学校的学费，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人民币以上。如再加上校车费、通讯费、午餐费、托管费……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却低的惊人，大陆人社部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准为3485元，东部地区收入稍高，为月均3677元。考虑到农民工春节假期一般选择提前回乡，元宵节后才陆续回城，全年实际工作时间为11个月，其年入约为4万元人民币。这也就意味着，剔除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农民工全年所得，仅够一孩在城市的教育支出。

我想，这也正是为何放开二胎后，大陆人口不仅没有引发井喷，反倒是出生率开始下降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此，如在政策上，政府不能切实的帮国民降低养育成本，不能切实的帮国民扫清上述后顾之忧，就是真的全面放开三胎，乃至全面放开，试问又有多少人具有有效生育需求（有生育的想法又具有生育条件）呢？生育率又怎可能提高呢？

也就是说，要想提高生育率，政府在「放开三胎」之外，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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