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疫情面前 警惕制度自信的反噬（韩和元）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引发恐慌，不少民众19日前往设在万华区青草广场的快筛站采检，化学兵为站内的医护人员全身消毒。（范扬光摄）

近日台湾疫情升温，特别是双北确诊数目拉高，成了重灾区。台湾「防疫优等生」的美誉，也开始受到外界普遍质疑。那么，问题来了，台湾的疫情为何会「突然」失控？原因何在？CNN的解释是因台湾太过自满。

CNN的这一解释，让我不禁的想起了2020年2月21日南韩《东亚日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来。在这篇题为《曾经在2000年代》的文章里，作者这样写道：「（面对疫情）被归类为『动员型政治体制』的两国（中国大陆及朝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但实际上都源于一个核心共同点。那就是缺失或缺乏自由言论、弱者的声音传达给权力层的言路。」

文章认为，疫情之所以在武汉一度失控，关键在于言论不自由、信息不透明。其言外之意是，只要是南韩这样的政治体制，疫情绝然不会失控。因为南韩有着自由的言论、透明的信息，各界的声音可有效的传达给权力层。

《东亚日报》的这一观点就获得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积极响应。在2020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该刊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民主国家因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率更低。为此，《经济学人》给出了与南韩《东亚日报》相似的解释：「民主」政体的信息可自由地流动，公众可对问题公开探讨，能督促政府及时调整疫情策略。

但事实呢？就在《曾经在2000年代》一文的作者申锡昊，撰写那篇评论文章的几乎同时，疫情已经在南韩的大邱地区如野火般蔓烧。欧美诸国也有着自由的言论、透明的信息，但无补于事。如大家所见的，疫情从去年三月便在欧美世界彻底失控。如今台湾又复如此。

原因有二：一则正是这种制度自信，带来的往往是傲慢——我们有着自由的言论、透明的信息，公众可对问题公开探讨，能督促政府及时调整疫情策略，怎么可能让疫情失控呢？而傲慢的必然是漠视（欧美属于此类）、必然是自满（台湾是此类的典型）。

二则是在疫情中暴露出来的民主政制本身的缺陷。就如何防范和应对疫情，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则在第四章建议部分，一再提及各国应立即（针对有输入性病例或疫情暴发国家）或做好随时启动（针对尚未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最高级别应急响应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采取所有必要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以阻断疫情传播。

而所谓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开展积极主动监测，迅速发现并立即诊断、隔离病例，严格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引导民众理解并接受上述措施。此外还包括，实施停止群体性活动、延长假期、延迟开学、灵活复工、错峰出行，必要时甚至可关闭受疫情影响城市的通道。简而言之就是，为阻断疫情传播，实施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时，人们的行动自由将大受影响。

根据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说法，「自由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就是没有外界障碍的状态」。美国著名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在其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一书里指出，人生有两宝，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行动自由。具体到行动自由，其关注的焦点是行动，一个人的行动是不是自由的，就在于他能不能够做其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而在实施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期间，人们上街、出行、乃至进行政治集会这类群体性集会活动……都会为之受限。这时，为控制疫情所实施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就成了阻碍人们行动自由的外界障碍；这时，防疫措施与公民的自由，医学正确与政治正确，便处于一种矛盾和冲突的状态。

从过去一年多的表现来看，欧美国家的人们，确实很难将上述举措，理解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其目的是旨在于尽快控制疫情，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从而确保他们的人身权利，让他们真正享有自由的措施。人们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这是对其公民权利的冒犯和剥夺。也正是基于此，我们便常能在媒体里见到美国民众、法国民众、德国民众为了捍卫自由，而走上街头。

结果是，于民主政体国家而言，固然有着自由的言论、透明的信息，公众也确实可对问题予以公开探讨。但实践证实，在现实中，这套体制也并不能如理论模型所设定的那样，可督促政府并及时的调整疫情策略。事实恰好相反，很多时候正是这套体制，制约了政府及时的调整防疫策略。

譬如2020年11月19日德国通过《感染保护法》修正案，旨在完善防疫限制措施的法律框架。修正案将一长串包括强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限制出行、关闭营业场所等具体防疫措施，都写入了德国现行的《感染保护法》中。但此举引发德国民众不满，数万人走上街头，高唱德国的国歌，这些示威者聚集在勃兰登堡门附近，试图冲进会议大楼，中断立法进程。

这也再次证实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错的，历史显然远未终结，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事实上，历史也不可能终结，也不可能有一种完美的制度，它将始终处于一种适应性变动中，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高级形态并不存在。因而，无论是哪国、哪种制度（自然也包括中国大陆），最好不要自满、自大，更不要搞所谓的制度自信。而应是以一种谦卑的心态，承认路漫漫其修远，我们还需继续探索、继续前行。否则疫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分分钟教你重新做人。（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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