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遏制取代接触 欧美对中战略的错误转变（韩和元）
七大工业国集团（G7）峰会落幕，会后发表的公报多处针对中国。（图/美联社资料照）
自尼克松政府而始到欧巴马政府为止，虽然美国的历届政府在不同的时段，所持的对华战略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出发点，都是基于接触（engagement）。该战略的内涵，是旨在于通过接触，实现「参与与扩展」的目的，从而将中国大陆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体系，以此来扩展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体制。为此，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对这一战略的的评论是：「华盛顿方面相信自己的实力，可塑造中国的发展轨迹」。
从接触engagement到遏制containment——欧美对华战略的一种转变
但近年来整个西方显然有意颠覆这一战略，试图由原来的接触转变为遏制（containment）的迹象愈来愈明显。随着近年来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不独美国对华不信任日益加剧，就是欧洲，这种声音也愈来愈强烈。随着中国大陆政府在世界政治影响力的日益增长，欧美都倾向于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及利益遭遇了重大挑战。也就是说，西方世界不仅对中国大陆借助市场经济却没走向西方民主制度感到失望，而且对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响力日益警觉，在他们看来崛起的中国大陆更像是一个挑战者。
过于心急的西方
对于西方世界对华态度的这种根本转变的根本原因，笔者不得而知。如果其根源正如他们所说的，是基于「中国借助市场经济却并没有走向西方民主制度」而感到失望。那么，笔者认为，欧美世界还是太过于心急了。
1、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人民的政治参与度——来自李普塞特、亨廷顿的观察。
亨廷顿曾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里已经做过回答，他说：「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就这一问题，学界已经做过广泛的讨论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曾表达过近似观点，他说：轮廓清楚的现代民主只可能出现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为了验证韦伯的这一假设，李普塞特使用了各种显示经济发展的指数，如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普及程度，并计算出当时欧洲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非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民主较多或民主较少的那些国家的平均值。
通过这些广泛的信息数据，所做的全面统计检验对比，其结果显示为：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其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数就越高。反之，民主程度越低的国家，无论是财富、还是工业化水平，或是城市化程度，抑或是教育水平，其平均数都会越低。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李普塞特指出以财富、工业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为指标的经济发展程度，形成了一个与民主相关联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人民的政治参与度。
李普塞特所观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55年这10年间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那么他的观点在以后的时间维度里，是否依然能够站得住脚呢？博伦和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于1985年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一项针对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中，他们也发现，「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这篇题为《六十年代政治民主的经济与非经济决定因素》(Economic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60s)的论文里，他们进一步指出「人均国民收入（GNI）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
他们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继承和响应，并在他们的基础上，亨廷顿将一国经济程度的指标，从李普塞特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项指标简化为人均国民收入（GNI）一项。在他看来与人均国民收入（GNI）的高低相对应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予以分类，先后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予以了考察，结果如下：
针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的研究，亨廷顿用来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利用世界银行于1978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1978年》里所提供的世界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计价），和以此为标准所做的收入层次分类——既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3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定性为「高收入国」，将人均生产总值介于1000-3000美元的国家定性为「中高等收入国」，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介于250-1000美元的国家定性为「中低等收入国」，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50美元的国家定性为「贫穷国」。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符合「高收入国」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为23个。其中，民主国家有18个、非民主国家为2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数量为3。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在这一经济发展层次的占比近80%。符合「贫穷国」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总数为34个，其中民主国家只有1个、非民主国家则多达31个，介于二者间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国家则为2个。也就是说，在该经济发展层次中，民主国家的占比还不到3%，但非民主的国家占比却高达91%。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具体的数值一直在变动，但这种整体趋势却并没有太大变化。到1989年，世界银行根据世界经济的整体变化情况，将「高收入国」的标准由1978年的＞3000美元调高到＞6000美元；而将「贫穷国」的标准由1978年的＜250美元，调高至＜450美元；将介于450美元-6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则被统一定性为「中等收入国」。亨廷顿的统计发现，20世纪80年代符合「高收入国」条件的国家比20世纪70年代有所增长，既由原来的23个国家增长为24个国家。其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等4个国家属于非民主国外，其他国家均属于民主国。也就是说民主国于该经济发展层次国家中的占比高达83%。而在另一个极端，即那些符合「贫穷国」标准的国家则多达42个，其中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曾有过相对广泛的民主经历，其他的均属于非民主国。此外，在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也只有23个国家属于民主国家的范畴，5个国家可归入从非民主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剩余的25个国家仍然处于非民主状态。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亨廷顿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正如历史经验所告诉我们的，这种相关性且是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那么该国的民主程度相应地也就表现得越低。反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那么该国的民主程度相应地也就会越高。换而言之就是，一国的经济繁荣程度有多高，那么所对应的民主发展程度就会有多高。
几十年过去了，那么，亨廷顿的这一观点似乎还有效呢？为了检测亨廷顿理论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我们依旧延用亨廷顿的研究方法，即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计价）来对各国的经济与民主情况予以了考察。
除开非主权实体或其他特殊地区，如英属百慕大地区和中国澳门等外，其中，符合于高收入国家标准的国家计有：摩纳哥、列支敦士登、挪威、卢森堡、卡塔尔、瑞士、丹麦、科威特、瑞典、荷兰、圣马力诺、芬兰、美国、奥地利、比利时、安道尔、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阿联酋、日本、爱尔兰、新加坡、英国等25国。在这25国中，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三国是石油输出国和非民主国家，在剩余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除新加坡是否为民主国家还存分歧外，其余国家均为公认的民主国家。
在另一个极端，世界银行把包括卢安达、乌干达、多哥、中非共和国、辛巴威、甘比亚、尼泊尔、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阿富汗、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尔、厄利垂亚、狮子山、马拉威、赖比瑞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蒲隆地等在内的19个国家归类了「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虽可被归为民主的国家有阿富汗、尼泊尔、柬埔寨、狮子山、马拉威、赖比瑞亚，但这种民主很不稳定，这些国家的最大特色就是反复，经常性的情况是：
一国在成为民主国家后，很可能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又重归非民主国家，而且反复多次。截止目前，除了战后的柬埔寨有过长达10年的相对稳定的民主外，其他国家的情况仍不容乐观，这包括为美国实际控制的阿富汗，而非洲国家的表现尤其如此。譬如：1961-1962年，狮子山共和国实现民主，但于1967年，重归非民主国家。到1996年，狮子山重新实现民主，但次年，又重归为非民主国家。中非共和国亦是如此，1993年实现民主，2001年退出民主国家之列。到2005年，复又加入，但到2008年再次退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赖比瑞亚，1997年，赖比瑞亚实现民主，2001年重归非民主国家，4年后的2005年又再度回归民主。蒲隆地则于2005年实现民主，但于2010年重归非民主国家。
这也就是说，在这一区间的国家，真正意义上有过广泛民主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只有柬埔寨一国（事实上它的民主也遭到欧美国家的质疑，美国国会就多次通过《柬埔寨民主法案》。该法案以柬埔寨政府破坏柬埔寨民主为由，对柬部分官员实行入美签证限制及财产冻结）。综上可见，亨廷顿的的这一结论，再次得到世界银行所发布的最新数据的有力支持。
这些统计结果与李普塞特、博伦与杰克曼的分析几乎一致，为此，亨廷顿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出现了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仍然一直很强」。
那经济增长与民主有何关系呢？亨廷顿的回答是，经济成长为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在他看来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培育出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壮大中产阶级规模，进而培育出公民文化，而这将直接构成对民主化的支持。亨廷顿更是进一步指出：快速的经济成长会迅速的为民主产生经济基础，而缓慢的经济成长同样也会让这个基础建构的速度会相应缓慢下来。
对于亨廷顿的这一观点，我们似可做如下解读：经济持续增长，增加了国民的收入，因而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全，进而提高了教育。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又使得低层阶级的眼光开始学会长远，随之而来的是其政治观点也开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接近渐进主义。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低层阶级得以向上流动，进而使得中产阶级集团本身的规模得以日益扩大。一旦中产阶级集团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日益自信自己有能力促进和巩固自身利益。这自然会对人民的政治权利、自由产生积极地作用，进而可以让利伯维尔场经济在以中产阶级主导的时代里得到持续。
至于中产阶级之于民主的关系，李普塞特做了这样的解释：「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一个社会一边是大批贫穷的群众，一边是少数受到优待的精英，结果如不是寡头统治（少数上层的独裁）便是专制（有群众基础的独裁）。」在他看来一国想要搞好民主，庞大的、观念多元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必要条件——「很明显，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在治理好的国家里，中产阶级为数众多……由此可见，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穷人数目增大，麻烦百出，国家会很快崩溃。」「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若是有的产业很多，有的却一无所有，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或者纯粹的寡头统治；或者从任何一极——最散漫的民主或寡头——产生专制。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产生于中产阶级或接近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
简而言之，于一个后发国家而言，政治专制+经济自由化→经济增长→扩大中产阶级规模、培育中产阶级意识→民主化转型=后发国家，可能是一条通往民主之路的正确路径。
当然，这一观点很多人定然是不解的。确实，如从理想主义乃至价值理性出发，这一规律确实难以理解。但遗憾的是，这却得到了经验事实的有力支持。更为要紧的是，套用巴洛的话说，这根本就是确凿的经验事实。东亚的南韩、台湾，拉美的智利和欧洲的西班牙的发展轨迹，无不完美的诠释了李普塞特、博伦及亨廷顿们的观点是对的。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的是，从1949年算起到1989年南韩、台湾地区正式启动民主改革，整个过程却是耗时40年。而中国大陆的体量和内部事务的复杂性，远非台湾地区和韩国所能比。这也决定了，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其需时肯定会比南韩和台湾要更长更久。可问题在于，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也仅仅只有43年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而言还很低，尤其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规模还很小。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是，目前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规模仅为20.1%。反观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是建立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规模上的。197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时，其城市人口占到41.9%，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更是高达51%。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为民主化提供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
由此也可见，想借助市场经济让中国大陆走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西方世界，到底还是太心急。
只会事与愿违
其实，于欧美而言，要想将中国大陆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当务之急应是给予更多耐心，通过继续接触，来促进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此来壮大中产阶级规模，培育其公民的中产阶级意识。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逐步的让中国大陆与西方价值靠近。
反倒是围堵、孤立，不仅无助于将中国大陆纳入西方价值体系。反倒会因围堵，而使得其经济衰退，制造更多穷人，进而为极端思潮奠定基础；也会因孤立而缺乏交流，使得西方价值于中国大陆更加无法扩展。最后，只会事与愿违。（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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