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铭仍在位的利益冲突
检察总长遭北检以泄密等罪起诉后，即便各界要求其立即下台，但黄世铭却以一审判有罪或遭监察院弹劾为辞职的前提。惟因检察总长有四年不得连任的限制，则在明年四月必然得卸任的情况下，黄世铭自我设下的条件，实有等于无。这不仅使检察权的威信再受重击，且目前对黄世铭所为的诉追与调查，皆不会有结果。
以黄世铭案将来的刑事审判来说，莅庭的检察官马上面临的困境是，对造为仍具有检察总长身份的被告，而依法院组织法第64条及法官法第93条第1项，检察总长对于检察事务乃具有指挥监督之权。依此而论，不管在审判期间，被告有无以总长地位为施压，但检察官在面对如此情境，尤其是担心可能遭秋后算帐的预期心理下，就易产生沈重的压力，致影响其法庭上的论告。
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此次泄密风暴里，北检虽对特侦组的承办与代理主任检察官为不起诉处分，但在将来审判时，由于其证词对此案乃具有相当重要的关键性，而会以证人身份出庭。但在被告仍是其顶头上司，是否能在自由意志下为陈述，恐又得打个大问号，而使本案陷入还原真实的困难。
除了面临刑事诉追外，目前对黄世铭的调查，乃有立法院、监察院与检评会。而此等调查，虽会向最高检察署为相关卷证之调阅请求，但由于这些机关，并无如检察官般，具有法定的强制处分权，故是否能调到资料，就完全得看检察总长之脸色。即便愿意提供，但在检察总长本身就是被调查的对象下，基于人的自我防卫本能，必会先为过滤与筛选，因此所提供的资料，实已不具有任何意义。
总之，黄世铭在面对多方调查，仍坚不辞去检察总长之职务，甚而毫不避讳的继续指挥特侦组检察官为相关诉讼的资料准备，实已严重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17条的利益回避原则。只是依现行法制，对此等行径竟是束手无策，致显得无可奈何。若于此时，不尽速修正法院组织法，针对检察总长于任期内的枉法滥权行径，建立一套退场机制，则此职位就会成为拥有极大权力，却不受任何制衡的巨兽。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