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世界的初次冲突

浙江省宁海县民俗馆,展示裹小脚女人穿过的「三寸金莲」鞋。(新华社资料照片)

《追寻现代中国》上册─最后的王朝。(时报出版提供)

编者按从晚明的覆灭至欲主导世界局势的现代中国,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史景迁,跳出我们熟习的史观论述,以政治为经、经济为纬,织造出恢弘且客观的新一代中国史!《追寻现代中国》上册从王朝倾灭至清朝帝制的终结,在历经边患、民乱后,国际列强强势登陆,局势更为险峻复杂,内忧外患不断,终究迎来了清帝国的崩解以及共和国的建立。个人野心与国家利益、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制衡,自晚明就不断以各种形式困扰中国,直至今日,仍无法获得解决。回顾《追寻现代中国》,读者会发现此书不仅是西方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入门经典,亦补足了立场鲜明、资讯不对等的两岸史书的中立缺憾。

在久远的上古治者被治者宛若庆典宾客,一起参与典礼,共同分享祭品。但迄至商、周两朝,「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龚自珍以这个比喻,点出中国社会已演变成持大、小汤匙交相攻伐,而统治者独霸整个汤锅景象。可想而知,这整个汤锅已「涸而踣」。已经到了再次公平分配汤锅菜肴的时候了。

即使在乾隆皇帝驾崩(一七九九年)之前,儒士已逐渐了解大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有多么严重。在考证的实证研究传统中,出现了新的潮流。若干学者开始希望同道中人多关注眼前的需求与行政管理的问题;也有人开始大胆思索中国的未来命运,怀疑儒家思想的传统是否蕴含着变革的因子;但也有人认为,考证学派越来越枯燥乏味,流于形式,意欲发展新的切入点来著书立说。

洪亮吉大不敬流放伊犁

学者文人即使暗存批评朝政之意,也还是可能招祸。文人洪亮吉即是一例。洪亮吉与多位考证派学者交好,曾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洪亮吉热中功名,京师应试四度榜上无名,最后在一七九○年以四十四岁的高龄考中进士。洪亮吉曾任贵州学政三年,这段历练使他对西南偏远地区有切身体验,也有助于他持续对京城内的政治派系进行分析。洪亮吉在一七九○年代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探讨了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失控的人口成长,以及人口压力超过生产能力时可能引发的挑战。洪亮吉也提及城市里奢靡风尚日炽,贪赃枉法屡见不鲜,以及在镇压白莲教与其他叛乱时所衍生的种种弊端。这些文章并未遭到查禁,不过在一七九九年,洪亮吉因抨击大行乾隆皇帝与宠臣和珅的政策,被朝廷依「大不敬」之罪名判刑「斩立决」。但新君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一七九九至一八二○年)重查此案,洪亮吉始获得减刑,改判流放伊犁。

曾查抄和珅与其党羽家产的嘉庆皇帝似乎看出洪亮吉洞悉了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于一八○○年赦免了洪亮吉。洪亮吉回到安徽闭门读书,著述立说,最后殁于一八○九年,但是他那种深入而务实的著述方式却为后人所继续。其中又以贺长龄最为知名,他编修了一部治国方策的巨轶《皇朝经世文编》。这不只是一部理论著作,还收录清初至当时官员的文集,范围广及人事考核、薪俸、税赋、保甲制度、八旗兵的饷钱义仓与饥荒的赈济、盐务的垄断、通货、民间宗教、洪灾的控制。这部巨帙是以晚明东林党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为范型,于一八二七年竣工,当时的人读了这部书,王朝欲颓的急迫感油然而生。

不容线性进步史观出现

贺长龄并不只是清代中叶经世学风的代表人物而已,他还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与超凡洞见。讽刺的是,当黑格尔论及中国闭海关以自守的同时,贺长龄却正在擘画一项大计划,主张官仓的粮食不走年久失修的大运河,而改走海路由华中、华南运往北方。一八二六年,在他的建议下,逾一千五百艘快捷平底帆船运载九百万斗的白米,成功地循海路北行。但他的计划危及仰赖大运河漕运的利益生计,不久就被取消了。倘若其计划能持续实施,中国商业海运的成长或许相当可观也未可知。

其他学者则试图为变革找出合理的说法。龚自珍就是属于这类文士。一七九二年,龚自珍生在杭州的一个富儒家庭。龚自珍早岁即濡染金石、目录等考据之学,走的是当时的学术主流,并对「汉学」流派的注疏与文本深感兴趣。然而他对社会与政治体制的批判意识导引他转向《春秋》的「公羊学」。中国历来的史籍蕴含了一种循环的史观,因而不容有线性的「进步」史观出现,这点已有欧洲学者指出。但是公羊之说有别于此,通过「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嬗替──提出了历史发展的理论。

龚自珍为人性情炽热、好发议论,不羁的个性呼应了清初文人的狂逸行止:他放浪形骸,书法狂放,往来有鸿儒白丁,纵情赌局,讥评老成长者;但社会批判识见却比洪亮吉还要宏阔。龚自珍盱衡世局,痛陈吏治不修、朝仪繁缛(例如叩头等礼节)、科举取士迂腐僵化。他也针砭法律不公、财富不均、女子缠裹小脚,沉溺于鸦片,与洋人进行贸易,借以强调中国正处于「据乱世」的险境。

论到财富的重分配,龚自珍慷慨直言。在久远的上古,治者与被治者宛若庆典的宾客,一起参与典礼,共同分享祭品。但迄至商、周两朝,「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龚自珍以这个比喻,点出中国社会已演变成持大、小汤匙交相攻伐,而统治者独霸整个汤锅的景象。可想而知,这整个汤锅已「涸而踣」。已经到了再次公平分配汤锅菜肴的时候了:

有如贫富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吝啬。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

龚自珍这类文人从训诂之学入手,透过研究新的典籍,而对社会展开批判;也有学者取径较为迂回。中国最伟大的讽刺小说之一《镜花缘》,成书于一八一○至一八二○年间的关键年代。《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是一位来自北京、师承儒家思想的儒士。他先是热中钻研音韵之学,但眼见社稷岌岌,于是重新反省哲学思想以及哲学与政治的关联,也特别注意男女关系的敏感问题。

在《镜花缘》中,李汝珍颠覆了传统男尊女卑的世界。他在「粉面郎缠足受困,长须女玩股垂情」一回中,写到女儿国的男人戴耳环,忍受缠足之苦,面敷脂粉以取悦女主人,必定是倍感羞辱、辛酸而压抑。虽然已有其他作家处理类似的观念,不过没有人像李汝珍这么投入。清朝的男性凡是闻见书中林之洋所遭受的皮肉之痛,对于当时女性所承受的苦楚必然也会有一丝同情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