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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民／中国的双一流高教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近年来，受到全球化及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影响，各国高等教育纷纷进行结构重组与绩效评估，愈来愈重视办学成效的评估，与参考国际评比指标，作为大学发展改进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局（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曾公布以下指标，如：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知识经济指数（Knowledge Economy Index）、永续发展指标（Sustainability Index）、与全球创新指标（Global Innovation Index）等，作为各国高教政策的参考。

其中以中国大陆为例，2015年10月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又称「双一流」计划），展开新一轮的高教改革。到了2017年公布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137所，其中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目标的高校95所，总计465个学科（包括自定学科44个）。

双一流高教政策顾名思义，旨在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准、传承创新文化等目标。预期到2030年时，中国大陆能出现若干所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的大学和学科。透过集中高教资源与跳跃式的发展模式下，一方面在短期内将大陆少数大学推向世界高教水准，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出现过于集中于某些高校和某些地区等现象，造成了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大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针对此种现象，在2005年时提出，为何中国近二三十年培养的学生，学术成就难以与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相比等评语。

综合相关研究，可发现上述大陆高教改革政策的问题症结：

1、高教政策明显对弱势学科的忽视

各大学为了竞争取国家计划资源，纷纷对一些申请经费不易，经费数额不大的弱势学科（通常是文科类）进行裁撤和整并。例如，广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山东大学，将教育学院和科系的资源，并入该校强势学科学院，导致了大学人文主义的弱化趋势，学科发展的不平衡。

2、学术不端的流弊日增

在这些计划资源的竞争中，论文发表变成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尤其是在世界大学排名和全球化竞争的影响下，许多大学制定了以论文发表为中心，独尊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这些评价标准给许多高等教育的教师带来了超出承受能力的生存压力。量化的指标和对人本思想的缺失，类似当年美国学界“publish or perish”的做法，不断逼迫大学和教师的异化，使他们只关注论文发表数量，而不是高等教育品质和教学品质的改善，更加深学术腐败问题。

3、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各大学与各地区之间的经费分布也非常失衡。如2009-2013年的五年间，全国高等院校科研经费达到2647.69亿元，但其中的72%被112所顶尖高校所使用，剩下的28% （700多亿）分给超过2000所高校使用。至于学校方面，2013年清华大学科研经费为27.75亿，相对的科研经费最高的首都医科大学，仅有4.59亿。到了双一流政策中经费更加两极化，造成全中国大陆各大学校际间资源阶层化愈来愈严重的问题。

此外，从全中国地区分布来看，北京是大陆大学最多的地区，上海、湖北、江苏均是较多的省份。北京独占376亿中央财政拨款，而山西、内蒙古、江西、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则是经费欠缺。这和著名高校、直属高校的分布有关，也是教育经费投入区域差异的重要明证。高校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更加深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与社会水准已有相当的进展。进入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大陆进行高教改革自有迫切需要，惟在改革过程中造成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利益纠结、地区差异、贫富不均、教育机会不均等及有关配套措施不足等问题重重，值得加以重视。尤其是教育机会公平与学术自由等保障上，必须迎头赶上，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进一步培养出具有自由心灵与创意学养的优秀人才。

刘康民／中国的双一流高教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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