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重拳反垄断 国进民退再扩大
11月底，前大陆首富马云因为「垄断」问题遭约谈，他所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遭到调查，马云创立的蚂蚁集团在上市前也临时喊卡；但这并非单一事件，就在11月，江苏福信集团负责人杨宗义、河北大午集团负责人孙大午也都因为经济及治安问题被逮捕。
在疫情下，大陆民企经营情况比国企更困难，加上8月启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国企藉「混改」的名义加速并购民企，使得「国进民退」现象在今年变得更加显著。
国企参与并购占47.94%
据高禾投资统计，今年上半年大陆国有资本入主上市公司的相关案例达到49例，远超过往同期，相关上市公司总市值为2386.67亿元人民币。另据同花顺iFinD统计资料显示，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后，8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A股共有314起并购案的参与方为国有上市公司；全年A股则有655起并购案的参与方为国有上市公司。也就是说，仅8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国有上市公司参与A股并购案占比就高达47.94%，超过以往的纪录。
虽然大陆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后表示，「我们从来没有在国企和民企的兼并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方面设置界限」，但实际情况是国企并民企的情况胜过民企并国企。
以民营经济为重心的浙江，该省上市公司总数排名大陆第二，A股各类上市公司（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有400多家，但浙江国资委却公布宣称，根据规画，2020年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达到65家左右。
最近几十年来，大陆民企在大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中的占比曾不断扩大，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占到大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但此后就不断萎缩，原因有市场因素（包括民企业主个人），也有政策因素。
首先，民企上市公司近年面临的市场压力越来越大。不少民企缺乏核心竞争力，多角化摊子铺得太大，一旦短时间内遇到2008年金融海啸、2015年股灾和今年新冠疫情，极容易陷入困境；上市公司可以股权质押融资，吸引大批民企负责人借钱，但这几年股市多次大盘整，2至4折的股价，使得很多质押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面临爆仓绝境。
在民企经营困难时，国企却相对容易拿到政府的纾困贷款，可以逢低并购民企股权。
还有不少的民企上市公司股东创业多年，年龄已经大了，在缺乏接班人的情况下，趁机卖股套现也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国进民退还有政策因素在内。近年来，大陆官方持续加强对民企的管控，例如2015年6月，《中共党组工作条例》要求民企须设党组织；2017年10月，中共组织部副部长齐玉表示，党员3人以上企业就应设党支部；2018年6月，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草案，首度要求上市公司须设立党组织。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讲话；他高度肯定国企在抗疫过程中的作用，即「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国有企业冲在前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产业循环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接着又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也要改革优化，但绝对不能否定、绝对不能削弱」。
与习近平高度肯定国企相较，9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发布的首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文件，要求民企业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政府控管民企的态度明确。
对于国进民退的趋势，海外媒体担心伤及大陆的经济效率。据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项目「中国仪表盘」（China Dashboard）的分析，自从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单位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几乎扩大了一倍。从官方数据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国企规模膨胀，而国企效率往往低于民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