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代助理费成斗争工具

（图／本报系资料照片）

检察官起诉政务官的特别费支出、大学教授的科研经费申报，以及民意代表的助理费运用，是近年来最引起社会关注与法界物议的三项公务支出。其中，对大学教授这一项，因牵涉人数太多，且曾引发校园风暴，造成人心惶惶，目前多不再碰触。至于政治人物部分，因党派立场影响，法院判决结果是否公正廉明，能否真正澄清政风，也是人云亦云、言人人殊。

其中，尤以民代的助理费用这一项的争议最大，其影响范围也最广；不但涉及各级民代，还包括重量级的国会领袖和侨选立委。有的涉案人身陷囹圄；有的经多年缠讼最后获判无罪，但心灰意冷，自此绝步政坛！还有的则被迫离乡去国，从此告别国人，再也不回头了。

究实而论，造成如此争扰的主要关键有三：第一，是支出内容与实际用途不符，但金额不大，有时不过曲曲数万元，因此常引起违法认定之争议。此多系便宜行事，并非明显而故意的贪渎行为。我曾听说一些涉案当事人，保留了多年来从政与竞选时的每一张细项收据与发票，堆垒起来，竟厚达数公尺之高，亲自面呈法官，以证明其绝无谋取私利之意图。最后虽还其清白，但劳师动众、经年累月诉讼的结果却引发社会公议与舆论之质疑，此实非法治之楷模。

第二，是法院一旦判决当事人违法，则刑期甚重，完全不符比例原则。依据《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之规定，「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6000万元以下罚金」，不但导致当事人名誉损伤，且一旦入狱7年之久，则职业生涯被迫中辍！但是真正应该大力惩治的贪污行为绝非助理费所能及；因此，这类案件对导正民主政治，改革选风，澄清吏治，并无多大俾益。

第三，是此类案件多起因于民代助理或政治掮客的循私要胁或挟怨报复，系政治斗争与个人恩怨而非真正的追求社会正义。因此，不但当事人喊冤，不分党派的民代同僚声援，但有限而珍贵的司法资源却成为个人报复之工具。从社会公益角度整体观之，殊为不值！

但无庸讳言，毕竟还是有一些民意代表将助理费用中饱私囊，或以亲属为人头，挪为私用。对此则应考虑正本清源、釜底抽薪，制定《公职人员助理任用条例》，以专职专用方式规定助理之薪给额度及福利保障。换言之，应比照大法官或监察委员的助理依据资历与条件领不同定额之薪俸，并享有相关福利，但任用权仍由民代个人掌握，以利其调节运用。

此外，由于议会政治与党团运作密不可分，各级民意机关均应配备适量之党团助理，并允许党团调用民代之助理，供其统一运用。此外，为了培养新进之助理人才，应建立「议会实习生」制度，拟定适当名额，发给定额的生活补贴，由各党团依得票比例自由运作。总之，制订《公职人员助理任用条例》的目的是兴利，而不只是防弊；是促进政党政治发展，提升议会的问政品质，并解决民代助理费用的法制争议。（作者为中国文化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