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

评论解读红色文化重新在大陆很多地方以各种方式复苏,一种整齐划一、社会运动式的文化激情正在点燃,隐隐带出早已淡出人们脑海的一个词汇──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于建嵘教授与美国政治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J. Perry)就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进行对谈。

于建嵘:红色文化在某些地区复兴,已有两年了,但最近一个阶段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流行。现在连监狱里面坐牢的人都要唱革命歌曲。我感到担忧。你是研究中国革命传统的,特别是你最新的著作(《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更集中于这一方面。在你看来,革命传统应该如何定义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传统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革命者善用文化

裴宜理:我觉得革命传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各式各样的彼此有矛盾的想法、因素和行为。我研究安源煤矿的历史,那时的革命者,尤其是李立三,很善于利用中国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动员人民。中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复杂,但他们既懂得用精英文化,也懂得用民间的文化资源。

我认为安源革命传统的最重要遗产,就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后来安源革命的传统被各式各样的人所用,比如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首先是刘少奇使用各种文化形式和手段,来提高他的地位。他支持一些人写戏、编戏剧。当时江西的宣传部派了好几个人去安源调查,专门编一个关于安源大罢工的戏;也有知名油画侯一民给他画「刘少奇与安源工人」的油画;还有学者在安源和南昌写了《红色安源》这本书。这些文化内容,都是要说刘少奇1920年代在安源的贡献。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政治领袖的地位。

为了区分,我把解放前的这种文化动员,叫做Cultural Positioning(文化置换)──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意思是用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与此同时,我在书中用了另一个概念,叫「Cultural Patronage」(文化操控),意思是自上而下动员,但是是为了支持国家力量。这两种动员不同。我觉得刘少奇开始自上而下利用安源文化之后,安源革命传统的意义就被改变了。到「文革」时更是如此,后来各种人物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安源历史,论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遗产是什么?它留下来给中国将来的是什么?很难说,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文化资源。大家应该争论,应该研究那段历史,以便用这个历史的资源来改善当代的情况。人们会慢慢发现这个资源对中国当代的政治改革或文化改革的帮助。

运用革命传统要小心

于建嵘: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其在经济管理上的表现,尤其在西方的经济危机之后,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裴宜理: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由于经济成就很好,这不太合理,中国的经济即使不好,人家还会支持它。

于建嵘:是不是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裴宜理:是政治文化。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或中国革命是了不起的贡献。在19世纪,中国很落后,国际地位非常低,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把尊严还给中国人民和这个国家,大家非常骄傲,认为革命有合法性,认为革命拯救了中国。

于建嵘: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确是强调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到了抗日战争后,又把民族主义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重新运用革命传统时,如何平衡最初的理想主义状态和后来的民族主义。讲中国革命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另一方面,别忘了还希望追求民主和自由,包括工人的地位等。假如分开来论证,会带来问题,带来困境

裴宜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假如1980年代否认毛主席,那也非常危险。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方法,如果要保护政治稳定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提出革命,我觉得对执政者非常危险。同时,民族主义也很危险。假如国家只说民族主义好,也很危险。因为大家会说政府认为好的内容,比如「一定要解放台湾」,「要得到钓鱼岛」,而政府不服从这些诉求,大家就会批评说政府很软弱。

于建嵘:但现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也遇到一些问题。民主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制衡。但这种制衡,可能会给中国现行的政治运作方式带来很大挑战。所以现在我认为中国越来越处于两难

鼓吹革命文化很危险

而且,如果给革命赋予一种新的理念,比如现在大力鼓吹一种革命文化,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政治家可能难以驾驭,最终带来对政治更大的破坏。实际上中国的现实主义的选择,我认为法制,对一种规则制度的追求,特别重要。但革命总是要找一些借口去打破这种法制和制度的形成。

邓小平的理解你就感觉到了,一方面他要保留这种道统──不能批毛泽东了;另外一方面他想通过建立规则和体制,重新规范这个社会。但是革命道统和法制规则恰恰有些矛盾。一方面是要建立一个规则体系,另一方面,革命则要破坏这个规则,双方的矛盾很大。

所以,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谁正在重新讲述、拼接、再造这个革命传统,怎么利用传统。

裴宜理:假如执政者现在要利用革命文化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地位,大部分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吗?

于建嵘:现在我发现恰恰有些人还是能接受。

裴宜理: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于建嵘:对革命传统的召唤,也透露出民众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我对安源工人做的访谈,他们大量说不满,不公平。在他们,特别是一些老人看来,毛泽东时代什么都是公平的。所以,这种社会心理可能是重回革命、重回理想的一个关键。当然,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使得重回革命面临巨大的障碍,因为革命是打破利益结构的。追求个人平等也好,追求所谓民族主义也好,都要打破规则的。

革命传统与规则形成

我的担忧也在这里,假如执政者不能意识到这种革命会带来什么,去运用它,可能会带来风险。我担心整个社会重新回到打破规则,民粹主义抬头的年代。而实际上,中国目前恰恰要形成规范和规则。「强者」不守规矩,正是社会的问题之一。一方面,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的环境,不能让守规则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规则者得利,民众对社会的失望,有可能带来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官民冲突,这在上访、拆迁和征地中表现尤为突出。让人担忧之处也在此。

政府有责任提供规则并保证其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公平公正规则的主要内容就是限制公权私权的侵犯,限制强势集团对社会弱势民众的掠夺。

所以,在我看来,你这本书说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对革命传统的重新认识。对执政者来说,利用这个文化时,则应对将来历史的责任有更多思考──利用得过了,可能会带来问题;利用得不对,利用的方向出了错误,也可能带来大的问题。(摘自《南方周末》2011-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