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的中文汉词其实是日本制 现在生活中仍经常使用
●精选书摘
文／陈柔缙（作家）
近代中国知名文人郭沫若生于十九世纪末，小胡适一岁。少年时到天津报考军医学校，国文有一题，「拓都与幺匿」，他说这五个字让他摸不着头脑，「我自己不记得糊里糊涂地写了什么东西去缴了卷」。出了考场，他很惊讶，六位四川同乡考生竟有一位知道这几个字的意思，原来是「total」和「unit」的中译，出自清末大翻译家严复之笔。这位厉害的考生还解释说，「拓都大约是指社会，幺匿是指个人」。郭沫若自传写到这里，忍不住哀叫，「我的妈！」「我的妈」三个字，侧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字世界的一个冲突。
透过东学引进西学十九世纪，中国和日本都迎战了西潮激烈的拍击，西方的知识、制度、文明、物质，不论抽象的、具体的，在在需要了解与学习。翻译西书是重要的一步。
日本方面，幕府原禁洋书，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和美国订定通商条约，开放港口，相关书籍大举输入。先前十六、十七世纪，利玛窦、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抵达中国。中国人不需要向他们学洋文、翻译西书，这些传教士自动就用汉文写成《万国舆图》、《几何原本》和《乾坤体义》等两百多本书籍。这些书在中国如泥牛入海，未起刺激作用。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却视若瑰宝。例如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医学著作《全体新论》，前后被日本人翻印十次。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译的《万国公法》，翻印过五次。
日本也设立了「洋学所」，后陆续改称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名称尽管不同，学习西方科学、语言的目的一致。如此累积了丰硕的翻译成果。
古老的日本原本没有文字，一千多年前汉化后开始导入中文，顺应日语语法，创出平假、片假，与汉字搭配，构成所谓的「日文」。现在日本以片假名译表外来新概念、新事物，十九世纪中期大量翻译西学时不一样，当时多以汉词译出。
日本仿佛是西学班的学长，当中国想积极赶上世界列强，送去日本跟学长，比送去欧美老师那边似乎更简单快速。除了地理距离近，日文多汉词，更让中国人安心。在中国人眼中，日文和中文「同文」，清末的改革派康有为就说日文「十之八」是汉文，梁启超更乐观说，「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1894甲午年，清日两国开打，隔年清败割让台湾。1896年，清廷首次派出十三位留日学生。而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到了十年后的1906年，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已达八千人。
于是，留日派带回中国一大堆「新名词」，时髦又先进，从清末到民初，日本制造的汉词无缝接轨，自然融入中文体系。有点像原料加工，转变成商品，回销原产地一样；把日本汉词拆散，每个字都属中国人原有，却是日本吸收西方知识后，运用组合而创造的新产品。若以现代的观点看，新名词的智慧财产权应归于日本。
翻开这些日制新名词，现代人不瞠目结舌者几希。一般用词的「方面」、「反应」、「支持」、「成分」、「定义」、「相对」、「记忆」、「浪漫」、「退化」、「进步」、「高压」、「手段」、「具体」、「距离」、「唯一」、「前提」、「理论」、「间接」、「基地」、「原则」、「流行」、「教育」、「提供」、「干部」、「会谈」、「对象」、「确定」、「综合」、「住所」、「强化」、「软化」都是。物品方面有「玩具」、「铅笔」、「参考书」、「电池」、「马铃薯」。经济方面的「经济学」、「入超」、「出超」、「景气」，商业的「交易」、「信托」、「金融」、「高利贷」、「消费」、「公债」、「证券」、「广告」，政治的「人权」、「主义」、「自由」、「共和」、「政党」、「革命」，法律的「判决」、「所有权」、「仲裁」、「公证人」、「财团法人」、「动产」，统统都是日制新汉词。哲学的「唯心」、「唯物」、「理性」、「思想」，文化的「文化」、「出版」、「美术」，医学的「神经」、「动脉」、「内分泌」、「结核」也出自日本翻译之手，便不足为奇了。据学者研究，总数近五百个。
清末民初，郭沫若就是受用这批新词的年轻人，无多违和。但是，另一批学者官绅就浑身不适了。特别是留英的严复，他不假日本之手，努力从洋学原产地的英文原着翻出中文新词。让郭沫若叫出「我的妈」的拓都和幺匿，都是严复苦心考究汉英语学的结晶，却势单力孤，产量慢而少，最终仍不敌日本大量制造与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