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敢于接手重大刑案 但为郑捷辩护...他哽咽坦承后悔了
黄致豪没见过亲生母亲。1岁时，他被寄养在亲戚家中，10岁才与父亲、继母同住，然而亲子关系疏离，国中遭到霸凌，成长过程中的孤独、愤怒、悲伤，让他成为个性反叛的律师。
他敢于接手震惊台湾社会的重大刑案，郑捷、龚重安、王景玉，个个罪证确凿、众人皆曰可杀。为这些人辩护，让黄致豪也像个犯罪者，有人认为他借此赚取名利，然而名是臭名，利也没有，只有压力与言语攻击。
他无意为这些人脱罪，而是想在审理过程中，爬梳犯罪的成因。只因为自己的人生，曾经有那么一刻，也可能成为杀人凶手。
聊到成长过程，黄致豪冰冷的脸孔，突然热了起来，「我曾经有一度，带刀，放在书包里面，想要，啧……」国中时候他被霸凌，「可能我讲话讨人厌吧。」霸凌他的同学成绩都很优秀，其中一人还是老师的孩子，枯燥充满体罚的学校，欺负黄致豪是一种乐趣。于是，他的桌子被打翻，抽屉的东西、课本不见，甚至有一次放学，他发现脚踏车的轮胎被刺破，坐垫被割开。「你会愤恨到了极点，你会带刀，觉得说，下一次，我们就一起处理这个事情。」
【无意帮凶手脱罪，但是…】
初次见面，隔着事务所的玻璃门，我礼貌性点头，而黄致豪冷冷回应，「进来吧，没有人会对我这么礼貌。」46岁的黄致豪，是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凶手郑捷的辩护律师。近6年多件震惊台湾社会的刑案，如：北投文化国小随机杀人案（龚重安）、内湖小灯泡随机杀人案（王景玉），包括今年发生的华山分尸案（陈伯谦），他都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
为罪证确凿的杀人凶手辩护，仿佛也成了犯罪者。我们架好摄影机，拉椅子坐他面前，采访，就变成审问。他似乎感觉这像在录口供，问我们采访后，能否帮忙拍几张照片让他留存？「朋友都说我的照片很像杀人犯。」他苦笑。这是我们第三次与他见面，一向对记者不友善的他，因为彼此渐渐熟悉，所以态度温和多了。
他无意帮这些人脱罪。「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有义务、权利，在司法这一条处理的线上，最后一次再被看到他完整的脉络跟身影。」他以邪恶的大树做比喻，「他的根是深深地在过去的土壤里长出来，而你要完整评价他，必须完整知道脉络。」愿意接手争议的重大刑案，「一部分当然是为了被告在法律上的最佳利益。」「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是为了满足我个人探索的好奇心，我想知道为什么？」
接任这些案件，几乎都是法律扶助基金会派案，原因很单纯：「找不到人。」法扶基金会的周德彦主任说：「我们都是用拜托的，这些重大刑案社会观感不佳，有些律师太忙，或者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不愿面对媒体，因此接手意愿不高。为死刑犯辩护，需要很强的辩护能力，不可能让律师主动接案。」
第一次担任重大刑案被告的辩护律师，是郑捷的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他记得是在生日的前几天接到法扶基金会的电话，询问意愿。那时他在司改会开课，谈律师接案的伦理道德，有学生听了不服，呛他满口道德伦理，问如果是郑捷，他会接吗？「我说如果来的话，我一定会接下来。人生就是很铁齿，后来就真的找到我这边来。」
对于找他帮忙的刑案，他从不拒绝。「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会觉得我是够格的律师，我对这个职业有一点执迷，我心中定义的律师，是赚钱很重要，要养家活口，但我需要一点点的反叛成分，让我自己可以每天提醒自己：『干！你是一个律师！』」
【后悔接了郑捷案，因为…】
虽然每次打开卷宗，心情是复杂的，他对种种恶行愤怒，也悲伤。他谈起郑捷案，「其实很后悔接这个案子，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是因为我看到的第一张受害者照片，他也是一个爸爸。」聊到这边，他停顿哽咽，眼眶泛泪，「然后这个爸爸留下一个太太、二个小孩。」
1972年出生于高雄。美国纽约大学心理／政治双学士、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法学硕士、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博士班、2016年总统府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筹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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