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我们与恶的距离》真实发生！对比「7台湾案例」揭穿人性美好假象
文／李玟仪
《我们与恶的距离》开播才2集，却集结了多个社会矛盾的部分，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王赦被愤怒的家属泼粪、儿子是杀人犯结果沦为过街老鼠的李家人、媒体对新闻快讯的处理界线、精神病院到底该设在哪、民众的私刑正义等，再搭配每集开头，隐藏在键盘背后的网友留言截图，究竟大众所崇尚的善，是真善？还是伪善？
综观前两集，剧情多点多面，由宋乔安一家的悲剧呈放射状展开故事，看似与普通人的宁静生活很远，却又无比靠近，对比现实社会依稀可以从剧情脉络找出几件知名的台湾社会案例相呼应。
1.无差别杀人
▲贾静雯剧中儿子被无差别杀人意外而死，温升豪饰演她的先生。（图／公视提供）
宋乔安与刘昭国的儿子刘天彦死于一起「戏院无差别杀人事件」，近年最著名且导致人心惶惶的无差别杀人，是发生在2014年的郑捷案，当时捷运列车由南港展览馆站出发，在龙山寺站与江子翠站区间，郑捷拿出预藏凶器，行凶导致4人死亡、24人受伤，最高法院三审宣判，依杀人罪判处4个死刑，在2016年执行枪决。
2.康复之家设立位置
剧中照顾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之家面临社区民众的强烈反对，有民众直言害怕小孩和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接触，这类收容、照护中心究竟该设置在哪，才能符合民众对「安全」的期待？
事实上台湾也有多起类似案例，像是2014年在基隆市信义区五期重划区申置旸基康复之家，当时集结百余位居民抗议，反对康复之家设在人口稠密社区，且地理位置与深美国小只有一路之隔，有威胁学童安全之虞。桃园八德市也曾有过百名居民高挂白布条，反对设置精神病患康复之家。
3.假新闻
▲贾静雯看了自己的演出，都觉得看起来很讨厌。（图／公视提供）
剧中当新闻播报进行中，突然传出普吉岛爆炸案，面对突如其来的大事件，是跟进快讯为第一准则，还是查证事实再做报导，在没有任何外电或电子媒体报导的情况之下，爆炸案的真实性让宋乔安百般纠结，最后在各家电视台都报导的压力逼迫下，她选择播报，最后却遭泰国办事处的声明打脸，她懊恼气骂：「智障才会播。」
这是新闻人面对收视率、电视台业务压力的无奈与愤怒。
现实中，网路发达带来的是网路上充斥着虚假消息，假新闻在全球肆虐，外媒称美国总统川普面对不友善的媒体，惯用「假新闻」来做为修辞武器，这是假新闻的一种，另一种就是2018年大阪燕子台风时，因为不实消息导致外交官不堪舆论压力轻生，这也是一种假新闻，如何应对真真假假的消息来源，成了媒体与阅听者的重要课题。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剧中的精神科医师林一骏说过一句话：「媒体是在制造社会恐慌。」这句话在剧中没有给出对错答案，交给大众评断的同时，或许不能忽略宋乔安在新闻台的种种冲突的桥段中，都环绕着一个关键，观众反馈的收视率。
▲媒体底线总在一念之间。（图／公视提供）
剧中可疑男子闯入幼稚园引起恐慌，各家电视台派出SNG车，甚至出动空拍机，火速聚集在幼稚园外，媒体试着连络相关人士取得说词，当电视台一窝蜂抢拍、转播现场画面时，宋乔安却决定开棚谈幼稚园安全、精神病患等相关问题，当被质疑时，她霸气一声：「在小孩还没有安全之前，我是不会直播的。」
现实中的相关案件是著名的「白晓燕命案」，在案发初期，当时白晓燕遭绑，歹徒要求不准报警，警方为保护人质安全，要求媒体不得报导，却有2家平面媒体报导，最后这2家媒体主管请辞负责。
而就在陈进兴潜入官邸挟持南非武官的那个晚上，竟有主播打电话到官邸内问：「你什么时候要自杀？」另有女主播要他唱两只老虎，甚至还有资深媒体人公布白冰冰家中电话，要陈进兴打过去，几近失序。
荒腔走板的行为在事后台湾记者协会吁请各媒体签订「重大新闻采访规范协议」，希望以保护当事人为优先。媒体自律在2015年台东大学生遭挟持案时发挥效用，当时媒体配合警方谨慎不报导相关消息，却仍挡不住网路消息流窜，有民众特别从卑南乡骑半小时机车到现场看热闹。
5.思觉失调
▲王景玉手段残忍，震惊社会。（图／记者杨佩琪摄）
在第2集中后段部分，林哲熹饰演的应思聪在日常中出现多次出现幻觉，总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进行奇怪的对话，最后带着摄影器材闯入幼稚园，几经折腾在警方的压制下，他被带离现场，离开时口中喊着「制片」、「我在拍片」、「拍不完了」。
对比在第1集中应思聪的姐姐应思悦的话，应思聪原先是电影导演界的明日之星，在当完兵后认真拍了2年，制片、公司却嫌拍得慢、预算超支，他直接被换掉，原本炙手可热的导演一夕之间归零，才华没有施展空间，这似乎从此成为他心中跨不过去的一道坎，进而成了思觉失调症患者。
思觉失调过去在台湾社会的讨论度不算太高，一直到2016年的「小灯泡事件」被大众广泛注意，杀害小灯泡的凶手王景玉自称「我是尧、我是皇帝」，在开庭时也说着怪异的言论：「是阎罗王要杀小女孩，阎罗王要投胎。」经精神鉴定，确诊罹患思觉失调症，一、二审均判处无期徒刑。
6.家人也是杀人共犯？
▲谢琼煖、检场饰演杀害者家属，让社会另一边的「受害者」心情浮出水面 。（图／公视提供）
剧中犯下戏院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李晓明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与外界一切风风雨雨隔离，却由家人承担社会歧视，一家3口店被砸了、不敢面对大众，只能蜷缩在几坪房屋中虚度生命，李妈妈拖着女儿到户政事务所改名，从李晓文变成李大芝，希望借此改头换面让女儿重生。
妈妈说：「家里要死，死3个人就好了，不能连妳也葬在这里。」
对比台湾真实案例，白晓燕命案后，陈进兴的妻子张素真被冠上帮凶标签，被邻居排挤、求职不顺，连落脚处都没有，甚至小孩要念书也没有学校可以读，她从做生意、卖面、到幼稚园煮饭都试过，最后沦落到酒店上班，2个孩子在2003年被送到美国领养，虽然曾改名换姓，但张素真的脸早已被人熟记，成了她挥之不去的梦魇。
走投无路的张素真曾这样说过：「难道一个人犯罪，全家人都要受害吗？那这样子干脆判我们家全部都死刑好了。」这是她对生命无助的哭喊。
▲吴慷仁剧中总和社会体制站在对立面 。（图／公视提供）
吴慷仁在剧中饰演为死刑犯辩护的法扶人权律师王赦，在面对受害者家属时，他说了一句经典台词：「解决伤害最好的方式是善后跟预防。」对他来说，李晓明死刑定谳了，但找出、研究李晓明的犯罪动机才是杜绝憾事一再发生的关键，只是面对愤怒的家属及大众，他的下场是被泼粪。
现实中也有这样一位律师被称为「魔鬼代言人」，他是黄致豪，曾为郑捷、龚重安、王景玉、陈伯谦等人辩护，几乎接手的每起案件都是人神共愤且罪证确凿的重大刑案，他坦言因为帮杀人犯辩护自己在民众心目中也成了犯罪者，搭捷运时被老太太吐口水，也曾在麦当劳被民众痛骂，甚至被房东拒租。
▲律师黄致豪，曾为王景玉、郑捷、龚重安辩护。（图／资料照）
黄致豪在接受访问时曾提过，在郑捷伏法后，虽然案件画下句点，但仍留下一个问题：「郑捷，你为什么要杀人？」对他来说人性本善，有些人会做出骇人听闻的事，在成长过程的某个环节可能出问题了，如果可以透过多一点的了解设法预防，或许就有机会防止悲剧再发生。
至于外界不满他为杀人犯脱罪，黄致豪有话要说：「我做的抗辩或辩护，跟事实是不会相违背，也不能相违背的。（假如）公众不喜欢的案件，我们就可以把他网开于刑事诉讼法的保护之外，那台湾做为一个民主社会它的价值、前途何在？」
后记：
大二那年在刑法分则课堂上第一次亲耳听到「陆正案」的刑求录音带，几年后在办公室盯着小灯泡事件连播，我们悲伤、我们愤怒，可是我们依旧在报导，媒体有传递新闻资讯的职责，于是总在界线游走，法官有依法判决的规范，但不判死刑就仿佛成了千古罪人。
只是又有谁能100%符合社会大众对于「正义」的期待，在夜深人静或许你我都曾有过内心纠结。
诚如《我们与恶的距离》编剧吕莳媛所说：「以为我们与恶离得很远，但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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