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住4百坪花园洋房 少爷输光5千万开启外送人生
图文／镜周刊
全台目前有超过5万名外送员，日夜奔波在马路如虎口，我们采访了64岁的阿元伯，羊男（年龄保密）、林俊文（48岁）、林桂穗（38岁）、吴宇宗（29岁）及周世昌（27岁），了解他们的外送经验与人生故事。
他们或被高时薪吸引，或为赚取第二份收入，或因自身就业条件不理想而加入外送行列；在低薪穷忙的时代，往来穿梭在无望的将来与理想的生活之间，像茫茫苦海中的趋光深海鱼，凭着一点微光，他们就要奋力往前游。
第三次采访，64岁的阿元伯（化名）终于答应让摄影记者拍照。他身穿扁塌夹克，脚趿拖鞋，不放心地叨念：「现在过得这么落魄，不要让我被认出来，让儿女丢脸。」
美食外送产业3年前开始蓬勃发展，劳力密集度高及入行低门槛，让阿元伯这样年过六旬的退休欧吉桑，也可接单养活自己。他一年半前开始送餐，一天跑9小时，赚1500至2000元。上了年纪，他不太在乎他人眼光，穿了拖鞋就出门送餐，常被年轻同业纠正，他不服气：「关你什么事，你是督导吗？」
少爷变独居老人 自叹活该
一次他又遭人挑衅：「你拖鞋哥喔？穿这么邋遢破坏大家形象！」另一满身刺青同业挺身而出：「大家都是为了讨生活，欺负老人家什么意思？」
白发稀疏的阿元伯很感激有人见义勇为。无人知晓他出身富裕家庭，幼时住400坪花园洋房，家有司机、园丁和帮佣。父母事业有成但皆无暇管教，他流连赌场，20岁就欠下200万元赌债，「我妈很气啊，还是帮我还债，不然被砍成八块咧。」
此后，阿元与豪赌恶习不断拉锯，十多年前他瞒着年迈老母，3年间输光她5000余万元存款。母逝后留下5千多张股票，7间台北市中心的房子，他怕自己守不住，分别过户给姊姊和3个儿女，我赶快夸他没有赌到丧心病狂，还有自知之明与责任感，他不好意思地招认：「还是有偷偷卖掉100张股票啦…都输光了，大概快200万元吧。」
十多年前，老妻因阿元伯的一场婚外情，引爆了对他长年嗜赌、疏于经营家庭的不满，「她至今还怨我，我就出来租房子住。」他名下无资产，尚欠赌债近百万元，离家后只能担任保全，听说外送收入高，立即投入此业，至今共跑了6000多单，除维持温饱，另偿还银行每月6000元借款。
从少爷变成独居老人，他感慨：「是我活该啦。」他的赌瘾缩小为每日买200到300元运动彩券，偶尔去打输赢约万元的麻将。去年除夕，阿元伯送餐到下午4点，年夜饭去超商随意打发。其实老夫老妻未办离婚，也可回家吧？他像在赌气：「不用，我可以靠自己。」
夫妻日夜班颠倒 难得碰面
为了解外送产业，我们共采访了6个外送员，除了阿元伯，还有羊男（化名，不透露年龄）、48岁的林俊文、38岁的林桂穗、29岁的吴宇宗及27岁的周世昌。外送平均一小时200至300元的时薪，一天投入10到12小时，全职者月收可达4万至6万元，加上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关掉手机APP就下工了，就业市场上不受青睐的低薪穷忙族趋之若鹜。
来自宜兰五结的林俊文是家中长子，曾读四年辅仁大学，却因贪玩未能取得毕业证书。木讷不擅表达，加上无技术专业，他多半从事保全工作。前途茫然，他辗转迁居新竹、台中，又回到台北，任意刷卡买3C，累积百万卡债：「就迷惘吧不定性变成自暴自弃。」2年前认识比他更内向、做清洁工的太太，才结束了有钱就离职，没钱刷卡债的单身生涯。
他今年9月加入熊猫外送，每早9点跑到晚上9点，一周7天不排休，可赚近6万元。太太则在保全公司上大夜班，晚上7点到早上7点，月薪近4万元，夫妻俩工作一早一晚，见面机会少，但共可赚十万元，是过去无法想像的高收入。然而生活开销至少7、8万元：卡债、车贷1.5万元，房租、停车位1.5万元，吃饭1.5万元，给父母5000～10000元，加上油钱、保养、杂支，其实能存的也不多。
谈到乡下借200万元供他读书的家人，他一脸羞愧：「以前父母的希望都在我身上，没钱不敢跟他们联络，怕被念。」家里全靠弟弟送货支撑，「他还没结婚都是因为我。」做外送收入变高，林俊文总算能补贴父母一点：「现在家里状况很糟，到处漏水，像贫民窟。」逃不开的责任压在心上，他努力工作像赎罪，暴雨也咬牙出门：「心里还是会挣扎一下啦。」
跑外送考察市场 创业参考
林桂穗是5个女儿中的老三，做木工的父亲负担沉重，母亲爱赌六合彩加上做保，10岁起，她就面对债主上门恐吓及不断搬家的困境。15岁时母亲外遇离家，18岁父亲车祸过世，她国中毕业未再升学，陆续在停车场、餐厅、宠物店、大卖场工作，也曾开过盐水鸡小摊位，赔掉20万元积蓄。今年4月，她决定离开低薪的餐厅内场工作，改跑外送，中午、晚上用餐时段出动。
林桂穗不愿让人看扁，受访时再三强调：「我很自由，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就不上。」跑外送是为了考察市场：「观察客人的需求，店家的设计及菜单，对我之后自己创业有帮助。」走到别人家门、观看他人的生活，也带给她乐趣：「系统上可以看到我这个外送员是女生，很多女生就衣衫不整，围个浴巾开门取餐。」
发现许多餐厅转进巷弄里，林桂穗信心大增：「只要一间小小厨房，透过外送就能做生意。」3个月前，她买了舒肥机和真空包装机，制作鸡胸肉、炖牛肉或鸡汤等各种舒肥料理及食物包，提供亲友订购并送到府，算是微型私厨。喜欢烹饪、习惯照顾人的她，每周问熟客：「这星期要吃什么？」并絮絮讨论如何备餐料理、选择食材，飘零的人生也有了重心。
外送圈模范员工 使命感重
周世昌大学未毕业，即因无法再接受父亲的强势作风，离家辍学。他当完兵后进入餐饮业，每日工时达12至14小时，薪水仍不到3万元。现在他白天外送5小时，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在盐酥鸡店工作，二份工月入5万余元，他好高兴：「如果深夜下班没有太累，我也会去骑车兜风，顺便送餐。」
周世昌热爱外送工作，自掏腰包订制绿黑外套，烫上UberEats字样，在食物箱外贴了可爱文宣，送餐时热情有礼，接到医院、商场之类耗时而无人愿接的订单，也充满正面态度：「有次把十几份麻油鸡汤送到医院，整个楼层都没人，打电话也没人接，等了半天才有一个护理师跑出来，说大家都紧急去支援开刀房。」 他忽然产生使命感，「接这种单子就当做好事。」送餐给医院里无人陪伴的产妇、病患，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认真赚钱、存钱也使他心里踏实，他梦想买房、与伴侣成家：「我应该会送餐到不能做为止。」
羊男3年前就加入外送行列，见证了外送平台成立之初为吸引人力投入，开出送一单350元之离奇历史。他跑过诚实蜜蜂、UberEats和户户送，锻炼出不看手机导航，钻巷弄避开红灯，熟知等单热区，摸清百货商场、医院复杂出入口动线以节省时间的专业能力。最高纪录是单日12小时跑了200公里，赚近8000元，45分钟送完诚实蜜蜂7单，当时送一单130元，换算时薪等于破千元。
偶然间，羊男将送餐甘苦谈拍成影片上传YouTube，回响热烈，他大感振奋，开始规划与外送相关的主题，不藏私地分享自己的送餐技巧，指点外送路线。观看次数动辄达数万甚至十多万，开始有厂商看准他在外送圈的影响力，找上门请他拍业配。
等单时羊男不无聊了，他认真勘查地形，顺便拍摄影片素材。他每周让自己休一天拍片、剪片。今年8月获准开启YouTube营利模式，每月可获广告分润3、4000元，金额虽不高，却使他很有成就感。
虽臻车神境界，羊男始终视外送工作为人生过渡，「风险高又没有发展性，我从来都把它当副业。我还在找我的主业要做什么。」话虽如此，平均每月7万到8万元收入，使他3年来仍未离开这行业。
演员工作不稳定 送餐挣钱
吴宇宗是这次受访的外送员中，学历条件及家庭环境最佳的一人，父母为公务员，哥哥是医师，他长久埋在心中的梦想却是当演员：「国中时我想考华冈艺校，但不敢说出来，就想我当记者也不错。」
他考上国立大学广电系，去电视台任记者，跑新闻一年多，发现自己不爱扮演记者这角色，毅然离职。晚上在文化中心当计时服务人员，白天则上表演课、试镜。闯荡2年余，演出机会寥寥可数，他不愿再跟家人伸手，一个月前加入外送员行列，利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送餐，可赚6、700元。加上晚上计时工作，勉可月入2万元。
经济拮据不是最难挨的，试镜一再落空才令人消沉，他鼓舞自己：「大部分演员在成名前，都要经历各种挫折，默默承受孤独和恐惧。这些是当演员很好的资源，我也算是乐在其中。」
与渺茫不可知的演员梦相比，美食外送有跑就有收入，大街小巷穿梭，与晚上的室内服务工作动静有别，倒也像在打怪补血。店家请候餐的他喝杯饮料的善意，客人再三道谢甚至硬塞小费的回馈，送餐任务完成后的小小成就感，都给了他力量继续追求梦想，「哪一天若不做外送了，就是我的演员工作稳定了。」
相较于福利保障 在乎薪资
今年10月起，连续发生多起外送员车祸意外，引起社会关注。外送平台业者是否该纳入劳基法管理，各界讨论不断。林俊文刚上线就曾擦撞计程车，急煞车致手指扭伤，还得赔对方3000元修车，「我知道做这个有风险，意外险我保到650万元。」他的扭伤获1千多元保险理赔，聊胜于无。
高报酬的代价是高风险，弹性工时和劳动保障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受访外送员多不愿被劳基法限制工时，也不太在乎劳动权益，只希望平台不要调降基本车资，不要拉高奖励门槛。羊男直言：「政府经济没搞好，大家才要去赚钱，不能超时工作等于把人家断生路。」
羊男的拍片主题之一就是在各重要路口穿巷走弄抄捷径，节省红绿灯停等时间，「抢快也是要等红灯，顺顺骑就好。」他也为外送员抱屈，认为媒体以放大镜检视：「哪个行业没有风险？」做过保险业务的羊男认为可以拟法，要求平台为外送员提高保险额度，「但不必强制加入劳保，我个人觉得劳保划不来。」他亦对工会持观望态度：「工会发起人操守很重要，会员每月缴费，并非没有被挪用的风险。」他且认为，为数庞大的外送员，也可能成为工会干部的筹码，「今天如果工会干部去跟平台说，抗争我帮你摆平，给我抽一趴就好…」
比起个人劳动权益，周世昌更在乎资方是否负担过多人事成本：「顾客消费力和业绩没有成长，公司会撑不住。」他过去在连锁餐饮店当干部，一例一休通过后，第一个月薪水涨到4万多元，但公司马上研究出变通办法，在午、晚2班中间增加3小时空班，变相减少工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卡永远不会超过9小时。」眼见门市一间一间收掉，他并不抱怨前老板的刁钻苛待，只是更加认命。能够跑外送多一份额外收入，已心满意足。
生死置之于度外 只靠自己
相较于白领阶级期待的生活品质、福利保障，受访外送员普遍只想多挣点钱。生死置之于度外，并不全是因为自私与无知，而是体认到渺小的自己除了靠劳力拚搏，没有条件与谁谈判，也无法期待谁会提供保障。
这天飘起了细雨，林俊文晚上9点多收班，吃了一块香鸡排当晚餐，又去超商买泡面、零食。经不起再三请求，林俊文答应让我们进入南京东路上二人一猫的蜗居套房。室内灯光黯淡，空气中有轻微霉湿味和猫砂尿味。二年前搬家打包的纸箱多数未打开，靠墙堆叠一人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搬家，所以不敢拆开。」
他席地而坐，一边点数送餐代收的钞票、零钱，一边说：「我老婆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只要我开车载她出去玩，她就很高兴。现在尽量多赚一点，我想带她去日本，她从来没出过国。」硬币叠在一起发出喀喀脆响，林俊文咧开缺了一颗牙的嘴，腼腆地笑了。
食物外送平台为何在台湾大爆发？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执行长张烽益曾撰文分析，有3大因素：台湾机车的普及性与任意性高，外食供应业者多，再加上服务业低薪、工时长，因此「与外送平台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
张烽益指出，台湾机车价格可负担，机车数量庞大，可立即登录成为生财工具，不像日本、澳洲、美国等国家机车不普及，只能以单车做为外送主力，效率远不及机车。此外，机车在台湾穿巷走弄，随处暂停，甚至直接杀进人行道和骑楼，此等「机动性」，是让机车外送员得以爆炸性成长的因素。
其次，台湾外食文化盛行，餐饮业从摊位、小店到专业厨房一应俱全，加上服务业长期低薪过劳，外送员的机会成本相对压低，单位时间的现金报酬远高于多工的超商站岗。张烽益说：「更重要的是，不必面对『惯老板』，排班不受拘束，又可自由骑车。」
张烽益分析，美食外送之类的零工经济，让个人从传统产业阶级化的管理模式、固定的工时中，被解放出来，「不再是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可以重新找回自主性以及支配时间的弹性，想工作时工作、想休息时休息。」看似是为自己而工作，「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
平台获利 劳工失自主性
而外送平台的竞争优势，在于不需负担雇主责任，可将利益折现给外送员；为了「立即变现的诱惑」，外送员自愿承担风险，「有点跟它赌的意味，不会那么倒楣发生在我身上。」张烽益认为，即使不适用劳基法，外送员仍在从事劳动，平台派单时也非不知外送员已跑几小时，「发生风险时，平台难道没有责任？资方使用劳动力也应该受到限制。在道路上进行营业行为，交通监理单位应该要有些管理手段。」
外送员的所得全赖平台分派，平台的定价权力高，导致劳工更无力对抗资方，最终可能使劳工既无自主性，也失去了劳动保障。
这次采访，受访外送员普遍只关注每小时能赚到多少钱，不认同政府以劳基法规范平台业者，认为劳基法将增加雇主负担，而这样的成本一定会转嫁到自己身上。外送员多数乐意接受超时工作，不见得愿意参加劳保，也不信任工会。
莫非社会已倒退回到30年前，像四、五年级生为赚钱养家糊口，牺牲亲情、不顾健康、不懂享受，只知加班赶工？每天骑12小时机车或下班前后再送餐5、6小时，如此奔波，何来自由与弹性？
前人民火大行动联盟成员，现从事社区工作的柯逸民分析，四、五年级与七、八年级生最大的差异是，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好，老一辈相信明天会更好，努力就可以赚到钱，牺牲一下可以翻身，对未来有希望，再苦也有一种踏实感；「如今年轻人再怎么努力都看不到未来，除非继承，什么也没有，只能把握当下，享受小确幸。」
年轻世代 对政府不信任
他观察，年轻人不易得到固定高薪工作，只好打零工，投入外送产业以时间和健康换取金钱，「外送工作含金量低，积累不了实力和基础，越努力可能越空虚，只能即时享乐，赚到钱也可能很快花掉。」
柯逸民指出，高龄化、少子化、高房价及教育阶层化，社会弥漫「无望感」；劳保、健保等各种社会保险，不时传出濒临破产消息，劳基法无法确实保障底层劳工权益，导致年轻世代对政府、工会或法令都不信任，唯有靠自己，「有单赶快去接」，造成外送工作抢破头，却不在意劳动权益。
柯逸民认为，无望感的显著代表就是香港，台湾人过去的社会运动，都是认为站出来就可以争取到权益，改变现况；但香港人上街头仍不认为可以改变什么，便发展出同归于尽的策略。台湾社会美食外送产业越夯，可能代表人心越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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