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抢话语权 20世纪暗斗变明争

大陆近年来掀起国学热。图为8月22日，海南海口孩子们在上国学课。（新华社）

文白之争向来是话语和权力的博奕！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学衡》与《新青年》在上世纪20年代的对立，便指出「文学问题上的据理力争，不单单是一场偶然的文白交锋，在『语文』范畴的口诛笔伐其实隐含着对『文学』命名权的争夺。」

上世纪亦出现过几波文白之争，并影响着语文教育的方向，广东中大中文系的研究报告便指出，自古以来其实民间俗文白话与官方的典雅文言一直有着「暗斗」，但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直到进入20世纪，文言和白话才由暗斗发展为「明争」。报告中对此说明：「话语是文化权力的象征，因此双方一对峙就呈现出短兵相接的肉搏局面。」

然而当年在博奕中还可见到，被鲁迅视为「调和派」的朱光潜，与今时今日的二元对立，又不可同日而语。知名美学家朱光潜虽坦言自己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在1926年为周作人散文集《雨天的书》所作的评论中，仍指出胡适、周作人等的白话文之所以高出时辈，乃是得力于古文修养。

朱光潜尤其从周作人〈喝茶〉等颇彰显古文修养的段落指出，「这种清淡的文章比较装模做样佶屈聱牙的欧化文容易引起兴味些」。他因此主张，想改良国语，还要从研究文言文入手，「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周作人也曾表示当代需要的国语，「应以白话为基本，加入古文、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

摒弃话语权之争，欲将国文教育落实于中学的叶圣陶、朱自清，两人虽是白话文的拥护者，但也强调能够影响后世的思想或学说，一种是属于时代的，一种是属于超时代的，而文言超时代的成分，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