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我们的时代》第一次在台湾Live House表演
天色越来越暗了，永和中正路上塞满了下班的车流，便当店的炸排骨味道和尾气混合在一起，这个台北周边最拥挤居民区的夜晚即将降临。
装着THR音箱的背包，被汪冠宇用绳索紧紧扣在机车后座。我们开着两辆不同年分产的光阳二手机车，一人背上一把吉他，朝新店溪福和桥方向开去。
通往另一蛮荒之地
Pipe是台北自来水公园旁一间老旧的Live house，它知名却地处偏僻，常常无人问津。放下乐器，空空的房子里只有调音师和助手两个人在等我们。我们肚子太饿，决定先去吃点东西。
冠宇是上学期陈茻介绍我认识的台湾朋友，建中生，183的个子，棱角分明的脸廓，看起来削瘦。后来他成了我的电吉他老师。我们走去吃东西的时候，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演出前已经长久没有说话的他开始怀疑我选错了路：这条通往汀州路的小道两旁盖满了违章建筑，好像通往另一个蛮荒之地。
他继续没有说话，我们继续走着，看来今晚不会有什么人来，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调完音，我们在Pipe门口吞云吐雾，像两个在海边钓鱼的男人。鱼并没有朝我们的方向游过来，这里只有些在河滨散步的人，大桥下卖烤肉和啤酒的桌子零零落落地摆放着，远处是新北市高低不齐的民宅和明亮的灯火。老板说今天草东在legacy（另一间较大的Livehouse）开唱。他看看表，又说，所以你们要开始了吗？我们说好的。
于是我们唱了《伯夷叔齐歌》，唱了《想和你鬼闹》。调音师的手法相当高明，唱《我会悄悄离开北师大》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好好唱过这首歌了：「香山的枫叶红了吗，秋天的雨总是一层一层地下……」自己都被自己感动起来。
舞台上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灵活而松动的，要达到所有音效的最终均衡，必须能够对不同乐器的个别音色有细腻的把握，又必须有能够协调整体的全局观。大陆的现场演出起步得晚，早期调音师供不应求，养成了这个行业「架子大、脾气臭」的不良风气，每每歌手乐团都得把他们当爷伺候。相比起来Pipe的调音师活好脾气佳，令人十分感叹。
给冠宇弹野草的节奏吉他时，空调吹出来的冷气让我手有些发抖。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房子高处的窗户，外面是深黑色的新店溪。红的、紫的、蓝色的光照在我们身上，下面是零散的听众偶尔传来稀疏的掌声，嗓音被话筒放大，形成巨大的混响飘散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我常认为音乐是感动和影响他人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但在这一刻，歌唱纯粹的本质逐渐显露，它与我们做的其他事一样，并非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冠宇在舞台上的情绪表达流畅自然，他写作的旋律，在简单的起伏里隐含一种紧密的结构。写任何旋律都不是件容易事，不过我觉得，手中演奏过、脑袋里积累下的经典之作，将在我们每个人的作品里得到最终呈现。因此成长过程中听到的音乐将发挥极大的影响力。
冠宇的听觉系统几乎已「全盘西化」，听到音乐时就能将它们「自动归档」，分别纳入不同的西洋曲风里；相比起来，我仍受到红色歌曲和中国民乐的影响。我们之间的区别造成了我们之间的碰撞，那种被对方启发的瞬间获得的快乐，往往难以言说。
而歌词好像是另一种东西，它意味着告别你熟悉的文本，独自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告别文本创造世界
所以相较起写作时会具备明显的文体风格，能从两岸间的歌词里看到的区别或许并不明显，或许具备旋律性的文字能超越使用日常使用习惯，在中文世界内形成一种共识。
结束后我们看了接下来一个香港乐队的演出。因为我所能思考的一首歌曲的最终呈现形式仍是乐队，这部分对我的启发尤其大。为什么这样一个乐手具备高超技巧、风格、音色素养的团体，仍没能顺利让观众收获感动呢？冠宇说它们把全盘西化的节奏、旋律用在中文歌词上，水土不服是小事，它们每个部分的独自具备的能量互相干扰，最后缩减了表达效果，才是更坏的影响。
这也是我所感受到的地方。即便我们一直练团，达到很强的演奏水准，如果不能找到最适合自身的表达方式，把主唱的嗓音、词曲的搭配、节奏的安置以及各乐器演奏风格统合起来，最终的效果一定是不尽理想的。
这对于我们乐团中常常秉持技术不足论的乐手、和思想上倾向全盘西化论的我来说都是一种重要检讨。乐队的生长土壤是本地的听众，因此它的最终特征也应该本土的。更本土化的表达意味着更创作前更充分消化，也是乐队通往普世性价值的唯一道路。
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成为一个好的乐团不是件容易事，试想吉他、贝斯和鼓这三件各自孤立、只能发出乒乒乓乓响的乐器，要怎么结合到一起融成一首能打动人的歌呢？同样，怎么把别人早已用得滚瓜烂熟的七个音符、生活中那些平凡无奇的句子，转变成自己内心想要诉说的东西呢？做音乐总是让我体会到这样一种近乎极限的艰难，艺术创作的魅力和艰辛，大抵如此。
尽管在这个时代，音乐能力已经可以帮那些没红起来的主唱和乐手们不至于忍受饥馑与寒冷，但趁着二十四岁的年纪，我还是想为能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再努力试一试。（Sasha／台湾大学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