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鸦片该绝禁或弛禁？──清代儒士的思路变革（二）
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下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头上乌云，用各种头油，业已搽得光鉴；身上每日用香汤薰洗，也都打磨干净；那两道浓眉，也修得弯弯如新月一般；再加上朱唇点上广脂，映着一张粉面，满头珠翠，却也窈窕。
李汝珍对社会的失序深有体会，这在嘉庆年间的落第或待业文人之间必定相当普遍。十九世纪初，受过教育的人数大幅增长，但朝廷并未提高科举取士的人数或官僚的员额。如果这些文人没有个人所得，对变革兴趣索然，无权臧否朝政，艺术才能也有限，那么他们一定过得郁郁寡欢。沈复即是一例。一八○七年，沈复已届不惑之年，写下了篇幅不长但却酸楚动人的忆往文字，刻画出落魄文人前景黯淡，令人掩卷难忘。沈复于乾隆中叶生于苏州，阅历人生，曾设帐收徒、经商、为人幕僚。《浮生六记》的书名颇为贴切，记述沈复辗转各地，寻觅明主，以及如何懔于父亲的权威，如何顺从于不同雇主的过程。
不过沈复的生活也并非一片黯淡。他曾多次经商远行（甚至到了广州），各地的瑰丽奇景尽收眼底，另外也娶得神仙美眷，鹣鲽情深，携手相伴二十三载，直至她殁故。伉俪两人共享美学、闺房、烹调的闲情逸趣。沈复的妻子善诗，才思隽秀，温柔婉约，她尽其所能地挣钱，以贴补微薄且不定的收入。丈夫虽然有夫唱妇随的优越地位，而法律与文化思想也支持这种优越性──这已成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沈复所勾勒出的生活却说明了缱绻亲密的婚姻并非不无可能。但这对夫妻终究还是逃不过贫困与失败的摧残，而沈复始终都无法明白，何以命运容不得他们夫妻俩快意人生：「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沈复扪心自问。「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然而沈复所处的社会对于这类逆来顺受的传统美德，却是再也不看重了。
英国为了不让法国染指澳门，于是以兵戎相见，但除此之外，嘉庆年间没有外国势力压境，倒是得以缓一口气。中国人一定以为是因为英王乔治三世收到乾隆在一七九三年的敕论，慑于天朝威仪所使然，但其间的原因并不是如此。此时欧洲爆发拿破仑战争，英、法两国没有余裕再来推动在东亚的扩张政策，而中国又没有别的强敌。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日本人在西方人自顾不暇之际，遂行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但在十九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仍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无意对中国施压。
中国的政治对策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Waterloo）；一年之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即派遣使节团，在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率领下抵达中国。阿美士德的使命和马戛尔尼勋爵一样，无非就是扩展贸易优惠、增加开放口岸、要求允许外交人员进驻中国。但阿美士德亦步马戛尔尼的后尘，受到相当无礼的对待。阿美士德已经饱尝长途跋涉的颠簸，而朝廷方面又坚持他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甫到北京一天，就要入朝觐见圣上。于是阿美士德要求给他多一点时间来准备，结果遭到威吓相向，随后黯然被逐出中国。
虽然从这件事情来看，清朝似乎不愿以理性与西方人交涉，但其实朝中大臣已日渐查觉到与西方往来在政治上的复杂性。我们从广州和职司两广政事官员日益受重视就可看出端倪。鸦片由南方进口，丝、茶也从南方输出，大量的银两在此流通增加了税收，但也使贪污腐败更为严重。行商被迫向朝中和地方大员「捐输」，以继续享有朝廷所授予的贸易特权。但是这种保障往往并不牢靠，许多行商因向洋人借贷而债台高筑，甚至破产，然后又有新的行商取而代之。「公行」制度的存废有赖于「公所基金」这种互保机制的设立。行商将其利润的十分之一提作基金，以备危急之时所需。起初，公所基金是由行商私底下提拨，不过自一七八○年起由朝廷所支持，并向外国进口的货物课征百分之三的税赋。到了一八一○年，公所基金向朝廷上缴的银钱每年已达一百万两的水准。
对于吸食鸦片一事究竟应该绝禁还是弛禁，此时已成为中国对外事务与国内经济的重大议题。而且这项争议也开始影响京官与地方官吏的派系形成与结盟。嘉庆之后，道光（在位期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继位，他似乎是个心地善良但无法扭转大局的人。乾隆一朝因和珅专擅而朝纲隳坏，嘉庆也无力恢复，道光登基之后便急于重振大清国威，而嘉庆曾在一八○○与一八一三年两度下令严禁鸦片买卖，但均告失败。现在，道光皇帝在苦思更为有效的替代方案。
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鸦片，这严重损及国家的经济，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从御史的奏折中得知这点。虽然这个现象主要限于东南沿海地区，不过效应却深入内陆。白银储备不足，意味着银兑铜的价格上扬；由于农民平常是以铜钱来交易，但却须以银来缴税，所以银价上涨就等于农民纳了更多的税，势必会引起动乱。一八三四年，英国国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亚洲贸易的权利，情形更是恶化。因为英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使得所有人都可以来做中国的生意，鸦片买卖量及来自欧洲各国与美国的商贾人数也随之大增。此外，由于全球性的白银短缺，外国商人改以其他比较不流通的货币来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危机益形加剧。在一八二○年代，每年约有两百万两白银自中国流出，及至一八三○年代，中国每年流出的白银总数升高至九百万两。乾隆年间，一贯千文的铜钱约可兑换一两白银；到了嘉庆年间，在山东一地，一千五百文铜钱始可兑换一两白银；道光年间，须以两千七百文铜钱来兑换一两白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