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鸦片该绝禁或弛禁?──清代儒士的思路变革(二)
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下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头上乌云,用各种头油,业已搽得光鉴;身上每日用香汤薰洗,也都打磨干净;那两道浓眉,也修得弯弯如新月一般;再加上朱唇点上广脂,映着一张粉面,满头珠翠,却也窈窕。
李汝珍对社会的失序深有体会,这在嘉庆年间的落第或待业文人之间必定相当普遍。十九世纪初,受过教育的人数大幅增长,但朝廷并未提高科举取士的人数或官僚的员额。如果这些文人没有个人所得,对变革兴趣索然,无权臧否朝政,艺术才能也有限,那么他们一定过得郁郁寡欢。沈复即是一例。一八○七年,沈复已届不惑之年,写下了篇幅不长但却酸楚动人的忆往文字,刻画出落魄文人前景黯淡,令人掩卷难忘。沈复于乾隆中叶生于苏州,阅历人生,曾设帐收徒、经商、为人幕僚。《浮生六记》的书名颇为贴切,记述沈复辗转各地,寻觅明主,以及如何懔于父亲的权威,如何顺从于不同雇主的过程。
不过沈复的生活也并非一片黯淡。他曾多次经商远行(甚至到了广州),各地的瑰丽奇景尽收眼底,另外也娶得神仙美眷,鹣鲽情深,携手相伴二十三载,直至她殁故。伉俪两人共享美学、闺房、烹调的闲情逸趣。沈复的妻子善诗,才思隽秀,温柔婉约,她尽其所能地挣钱,以贴补微薄且不定的收入。丈夫虽然有夫唱妇随的优越地位,而法律与文化思想也支持这种优越性──这已成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沈复所勾勒出的生活却说明了缱绻亲密的婚姻并非不无可能。但这对夫妻终究还是逃不过贫困与失败的摧残,而沈复始终都无法明白,何以命运容不得他们夫妻俩快意人生:「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沈复扪心自问。「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然而沈复所处的社会对于这类逆来顺受的传统美德,却是再也不看重了。
英国为了不让法国染指澳门,于是以兵戎相见,但除此之外,嘉庆年间没有外国势力压境,倒是得以缓一口气。中国人一定以为是因为英王乔治三世收到乾隆在一七九三年的敕论,慑于天朝威仪所使然,但其间的原因并不是如此。此时欧洲爆发拿破仑战争,英、法两国没有余裕再来推动在东亚的扩张政策,而中国又没有别的强敌。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日本人在西方人自顾不暇之际,遂行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但在十九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仍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无意对中国施压。
中国的政治对策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Waterloo);一年之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即派遣使节团,在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率领下抵达中国。阿美士德的使命和马戛尔尼勋爵一样,无非就是扩展贸易优惠、增加开放口岸、要求允许外交人员进驻中国。但阿美士德亦步马戛尔尼的后尘,受到相当无礼的对待。阿美士德已经饱尝长途跋涉的颠簸,而朝廷方面又坚持他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甫到北京一天,就要入朝觐见圣上。于是阿美士德要求给他多一点时间来准备,结果遭到威吓相向,随后黯然被逐出中国。
虽然从这件事情来看,清朝似乎不愿以理性与西方人交涉,但其实朝中大臣已日渐查觉到与西方往来在政治上的复杂性。我们从广州和职司两广政事官员日益受重视就可看出端倪。鸦片由南方进口,丝、茶也从南方输出,大量的银两在此流通增加了税收,但也使贪污腐败更为严重。行商被迫向朝中和地方大员「捐输」,以继续享有朝廷所授予的贸易特权。但是这种保障往往并不牢靠,许多行商因向洋人借贷而债台高筑,甚至破产,然后又有新的行商取而代之。「公行」制度的存废有赖于「公所基金」这种互保机制的设立。行商将其利润的十分之一提作基金,以备危急之时所需。起初,公所基金是由行商私底下提拨,不过自一七八○年起由朝廷所支持,并向外国进口的货物课征百分之三的税赋。到了一八一○年,公所基金向朝廷上缴的银钱每年已达一百万两的水准。
对于吸食鸦片一事究竟应该绝禁还是弛禁,此时已成为中国对外事务与国内经济的重大议题。而且这项争议也开始影响京官与地方官吏的派系形成与结盟。嘉庆之后,道光(在位期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继位,他似乎是个心地善良但无法扭转大局的人。乾隆一朝因和珅专擅而朝纲隳坏,嘉庆也无力恢复,道光登基之后便急于重振大清国威,而嘉庆曾在一八○○与一八一三年两度下令严禁鸦片买卖,但均告失败。现在,道光皇帝在苦思更为有效的替代方案。
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鸦片,这严重损及国家的经济,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从御史的奏折中得知这点。虽然这个现象主要限于东南沿海地区,不过效应却深入内陆。白银储备不足,意味着银兑铜的价格上扬;由于农民平常是以铜钱来交易,但却须以银来缴税,所以银价上涨就等于农民纳了更多的税,势必会引起动乱。一八三四年,英国国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亚洲贸易的权利,情形更是恶化。因为英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使得所有人都可以来做中国的生意,鸦片买卖量及来自欧洲各国与美国的商贾人数也随之大增。此外,由于全球性的白银短缺,外国商人改以其他比较不流通的货币来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危机益形加剧。在一八二○年代,每年约有两百万两白银自中国流出,及至一八三○年代,中国每年流出的白银总数升高至九百万两。乾隆年间,一贯千文的铜钱约可兑换一两白银;到了嘉庆年间,在山东一地,一千五百文铜钱始可兑换一两白银;道光年间,须以两千七百文铜钱来兑换一两白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