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叶毓兰》拿掉警察头上紧箍咒
这两天在满坑满谷的政治新闻中，有一则消息引起笔者的注意。因被控掏空、欠税等案件逃亡大陆多年的陈由豪，向台北地院声请撤销通缉遭驳回。陈再向高院提抗告，仍遭驳回，确定继续被通缉。
其实陈由豪不是唯一在坐牢之前落跑的台湾人，罗福助、朱安雄、白鸿森、何智辉、王玉云…，真是族繁不及备载，对于司法威信的戕害更是深远。
可是，出了这么多包，司法制度做了什么改进？
答案是：有，交给警察，把这些交保在外或是等待坐牢的要犯，统统交给警察。所以才会有诈贷205亿的庆富案被告陈伟志，仅以500万元交保在外，只有谕令到辖区派出所登记报到，大多数的派出所也只在值班台设一簿册供其签名而已，因为以目前派出所的忙碌程度，根本没有办法有专人全程监控这些对象，预防他们逃亡。所以陈伟志在摸清楚整个作业流程后，没有几个月就从高雄蒸发，结果是500万保证金没入，辖区的分局长、侦查队长、派出所所长记过。
这样的机制真能防逃吗？对庆富少东陈伟志处以500万元的保释金，可能就只有对我们一般人的50元效果而已，派出所聊备一格的签到，怎可能不弃保潜逃？
我们来看看真的要防逃，该如何进行？以最近加拿大应美国司法互助之请，逮捕华为公主孟晚舟案为例，因为华为的富可敌国，孟晚舟交保时，除了高额保释金，必须前往假释办公室报到，并清查孟女的护照数量、限制活动范围、接受24小时保全监控（自费），夜间不得外出等共有16项保释条件。在美国，更在司法部下设有联邦执法局，专责保护联邦法官、证人保护计划、追捕跨州罪犯、押送囚犯等，并非交给地方警察。
为什么台湾的司法防逃机制如此掉漆？就在于便宜行事，因为有《调度司法警察条例》，司法机关仿佛拿到一张「业务协助条例的空白支票」，遇事就丢给警察，从没有思考今日的警察机关已经不是训政或戒严时期的威权工具，对于人民也不再有那么大的约束力量。
这个民国34年制定的条例，订颁用意与时空背景、内容已不符合现今民主社会环境，更有违民主法治、分官设职之精神，且紊乱司法、行政之分权；但实在因为太方便、太好用，《调度条例》重点在「侦查执行」，也就是除侦查外，执行层面也要来调度警察，所以法务部始终反对废除。去年又有学者专家倡议废除该条例，虽已通过覆议人数门槛，但法务部还是以「与《法院组织法》第76条规定相悖外，亦无法充分彰显检察官、法官依《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指挥司法警察（官）调查犯罪及搜集证据等协助侦查之旨」为由继续反对。
其实，法务部的说法早已不存在。因为《刑事诉讼法》不断精进修正，对于检察官指挥警察侦办刑案、发（退）交（回）侦查、立案审查等侦查权限早就更符合人权法治与品质控管，早已经将检警关系规定得清清楚楚，巨细靡遗；审判中的法院如有委请警察人员协助之必要，《刑事妥速审判法》第11条已有「相关机关应优先尽速配合」之规定，何须再有《调度条例》来画蛇添足，徒留不肖司法官滥权驱使警察的空间？
《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之于警察，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为了司法进步，拿掉警察头上的紧箍咒，废除《调度司法警察条例》，此其时也。
（作者为亚洲警察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