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玮／新冠肺炎是压垮全球化的稻草？
●周天玮／专栏作家，美国金融与国际投资律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博士，曾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在中西哲学与东西方比较课题别有心得。
全球化最近令人不仅非常「感冒」，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在3个月的时间内，借着人类过去所构建成功的各种传播和运输系统，带出来一场全球浩劫。
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正式宣布疫情大流行，美国紧接着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根据统计，目前共有大约137个国家和地区约16万多个确诊病例，全球约有6500多人丧生，欧洲现已成为大流行的中心。而有鉴于统计方法上的限制，这些数字可能均属大幅度低估了。
新冠肺炎将终结全球化？
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此刻，人们忍不住要问，这场瘟疫是不是压垮全球化这只大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类的问题，始终是人类自作自受的结果。话说1万2000年前，人类开始农耕和畜牧，逐渐结束了采集和狩猎。人类当时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而进步的，但是没有预料到的是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文明的枷锁。
凡文明，正向和反向的力量必然同时并存，相互作用，形成制约。野蛮的战争，规模的惨烈，正是文明发展的产物；大面积的传染病，可以随着社区交流的不断扩大而迅速蔓延，也是力证。
随着文化、技术和武器的发展，人类所打造的社会，从原始部落、封建王国、战斗军国、郡县朝代、民族国家、多族帝国到国际组织和同盟体，一个个跨境、兼并、整合愈加可观，然而所创建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还是一个个前仆后继、流变更替，且中外皆然，并未形成政治学者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点」。
老子哲学在2500年前指出，「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他作为一个博学的跨时代见证者和思想家看到了，凡人为，如不合乎自然规律，便不能长久。全球化既然也属于勉强创造，自不例外。
本阶段的全球化，唱不出贝多芬的〈快乐颂〉，除了瘟疫、人类学、历史和哲学上的原因之外，还有若干元素值得观察。
▲律师指出，全球化的领先受益国，有责任推动本国的市场开放和法治化进程。（图／路透社）
民族主义未因全球化式微 反倒加促矛盾
首先，要认识到世界精英对全球化的误判，是一个铁的事实，不容忽视。哲学家杜维明1年前告诉我他的见证，他指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初的看法是乐观的，认为全球化之后，富者愈富，但贫者不一定愈贫。没有料到，经过40年的考验，发现贫富不均更严重了，导致反全球化大兴，而区域化、国家化和地方化再度流行。
当初还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误解，以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将会式微，另外加上科学技术的手段和信息的传播，矛盾与冲突会降低。但是结果有目共睹，矛盾因全球化而恶化。
精英对全球化过于乐观，因此而制定的若干政策方针，显然坠入非公平、非正义、意识形态相互顽抗的误区。其历史教训便是：自今而后不要不加思索便跟随精英起舞。
推动市场开放、法治化 全球化受益国有责
另一个轴向的问题，存在于全球化的领先受益国（例如中国）如何清楚地认识到，有责任去不断推动本国的市场开放和法治化进程，并对于已开发国家（例如美国）的全球化受害部门课题，保持适当的关注和处理，以力求避免已开发国家在内政上爆发严重反弹（例如民粹和反中），再伤动全球筋骨。
关于此，即使是富于洞见和全球实务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者史提格里茨，当年都看不全面，其后果便是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
一切的一切要为全球化面临的全方位巨变，预为章法、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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