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修／关键少数如何挑战玻璃天花板高度
▲联合国去年10月任命「神力女超人」作为2017年女权运动的象征，但在女权团体不满声浪下结束短暂任期。（图／翻摄自DC漫画官方网站）
文／周宇修
2015年起，笔者受世界银行组织（World Bank Group）委托，执行其研究「女性、事业与法律」（Women, Business, and Law，简称WBL）关于劳工法制部分的台湾调查，上周才刚递出2017年的统计资料。该研究从2009年启动，主要关心各国对女性企业家及工作者在法制上的规范。直到2016年为止，WBL已经掌握了173个经济体的相关资料，可作为地球村执行同侪检视的重要依据。（附上台湾委托调查代表与2016年的统计结果；基于联合国立场，台湾仅能以Taiwan, China出现）
而根据2016年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劳工法制上，多数国家／地区还是有许多基于性别而生的差别待遇，甚至有部分的国家／地区，针对已婚与未婚女性在工作上用法律创造差别待遇。此外，该研究也同时对于女性在公部门任职的情形作出统计，包括国会的女性保障名额、女性在各项重要职位（如宪法法院法官）的比例，以及在财产使用、诉讼权、工作机会、家暴防治规范等。
从WBL的统计结果来看，台湾无论是在亚太地区或是全世界，在法制上都是相对进步的。且对于女性权利的积极保护如：产假、育婴假等，或是一些反歧视的概念，也都明文规定在相关的法令，如性《别平等工作法》或《劳动基准法》中。
回顾台湾的女性权利发展，最早可溯及自1920年代的《台湾民报》系列，当中批判了传统对家庭的想像，强调社交、恋爱及婚姻的自主，与身体的不受支配。1970年代后，吕秀莲所提出的新女性主义，以及李元贞等人所筹办的妇女新知基金会，则把台湾的女权运动推向了另一个层次，在90年代后朝专业化与多元化发展。
而有些法令的修正与反省，则是因为个案所产生。像是邓如雯杀夫案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或是彭婉如命案后，使立法院加速了《性侵害防治法》以及《两性平等教育法》（现为《性别平等教育法》）的通过。
不过这并不代表台湾的性别平等实践已无任何缺陷。在前面曾经提到的几个统计数据中，以宪法法院的部分为例，在台湾，相当于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会议，在15名大法官中，女性为4名，男女比是11：4，女性的占比相较之下，只高于统计资料中的其他14个经济体，也低于邻近的日本、菲律宾，只比南韩高一点。另外，值得讨论的是，如果只看司法院的统计，在最高法院的部分，2014年共有64位法官，其中14位是女性，男女比例为50:14（将近3.5：1）；若观察最高法院书记官，男女比则是1：1，其实颇令人玩味。如果观察另一个群体：台湾在选拔机制上，设有女性保障名额的政治机关如立法院，女男比则是43：70人，将近4：6。由此可见在游戏规则的设计上，这种积极平权措施多少还是有一些实质影响力。
当然，这样单纯的看比例，必会有人质疑：比例的落差不一定是歧视，可能只是在各项能力判断上所得到的结果；或是整个池子里可能女性人数原本就少，所以硬是要拉高性别比例反而会造成不合理。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说不合理，甚至应该说是很理性的思考。可是有些更为激进的想法，则是认为很多女性就是躲在这种保护伞下享受各种好处，尤其乡民们还发明了「人家女生耶」、「母猪教」等名词，指责这个现象。
不过，如果一个社会的男女比大概就是1：1的状况之下，为何各行各业在男女比上却不会是常态分布的1：1呢？亦即，假如最高法院的悬殊性别比例，是基于「男法官本来就多于女法官」而形成的常态分布，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男法官多于女法官的结果？是因为性别上的天生兴趣差别，还是其他？
▲在台湾的大法官会议中，15名大法官的男女比是11：4，低于邻近的日本、菲律宾，只比南韩高一点。（图／达志影像／示意图）
最近在台湾上映的电影《关键少数》（Hidden Figure），便是在描写3名黑人女性数学家，在1960年代协助美国太空总署成功发射太空梭的故事。事实上，在美国宪法修正的历史中，黑人男性在1873年取得投票权后，直到1920年第十九条增修条文正式通过，女性才得以正式的在宪法层次上取得选举权。也因此，人口比例高，不代表在这个社会就是必然优势。相对的，如何正视各群体遇到的困境，并想办法处理，会是一直挑战我们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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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执业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网成员。关注人权议题，参与台湾及国际公益NGO成员之人权策略拟定与推广。以上言论不代表公司立场。88 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