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 隐世的文人茶文化
平淡、无限，是茶的精神，是从喝茶中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东方文化独有的神韵，“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台北，新生南路。台北市大安区学术地段，路底是台大，附近绵延几条路都是学者、老师的住宅区，零星点缀的中小学和幼儿园，都是名校，许多台北本地人对这条路的第一印象都是“文人啊”。不仅学校多，从台大对面的怀恩堂往上，有清真寺、真理堂、台北教会，再往北走，甚至还有香火最旺的行天宫。走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没有行色匆匆的—他们真的不赶着去干什么。就在这条新生南路， 16巷1号，一栋90岁的老屋，没有招牌，墙头上能看到些许绿竹与紫藤，天生地养地长成了微妙的姿态。若肯在门边多停留一刻，会发现门内静放的花草都带着自然的娇矜之态，灵动鲜活， 仿佛不沾人气…… 这里是紫藤庐茶馆。在台湾， 紫藤庐虽名为茶馆， 但就像新生南路一样， 被闹市中生活的老百姓“ 自动屏蔽”— “ 又不是上学又不是拜拜（ 礼拜或者上香） 没事去那里干嘛？”这里的主人周渝也说：紫藤庐有一道半开的门，里面有一座花园，但有些人经过，却根本连门口都看不到……
“茶”“艺”贯通的隐世哲学
把喝茶变成有文化性的“品茶”，出处大概就是紫藤庐无异。早年的台湾也有类似茶艺室，但是这个“茶”和这个“艺”，在坊间被赋予了太多擦边球的意义，因此越是“纯吃茶”，越是不“纯”，只有周渝的紫藤庐，将茶贯通为艺，除了发明了“正静清圆”的茶学体系，还有每年冬天的茶学思想课程—上一次的课程，是茶汤世界的“生”与“死”—这样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入世的所在。经周渝改造后的紫藤庐，除了木门与庭院还保留日式建筑的风格外，其余的一切都显得随意而本土：院内的三棵紫藤树野态十足，看上去已经分不清每一棵之间的界限；饲料斗里满布青苔；一层落地窗户全部可以打开连成没有间隔的开间；连随处可见的插花盆景，也会被任何一个经过的工作人员随手摆弄，时不时地就变换个样子。但这正是紫藤庐本来的样子， 是周渝蕴含在茶道里的理念与态度：信奉自然，信仰沟通，物质在这里从来不是考虑要素。所以，院子里会用农村里常见的土瓮来养娇贵的花朵，但普通茶客手里端起的茶具却随随便便就是个价值不菲的古董。周渝很多时候，访友、聚会、授课，都会拖着一个拉杆箱—里面全是他珍藏的古董茶具。
1 9 8 1 年开始， 周渝一直重视收集古代的茶器， 3 0 多年来没曾停止，古董市场的老板甚至都摸清了他的审美和偏好。“这个磨是明治时代的”，周渝语带兴奋。明治时代的茶磨其实也是在福建所造，古董市场的老板在日本偶而见到，第一眼就认定“周渝一定会喜欢”于是背了回来。果不其然，现在这个茶磨也成为了周渝的又一心头好。
事实上，周渝收藏的古董茶具之多、之珍，足以让他1995年时就在法国巴黎开了展览。周渝的古董茶具来自东晋、三国、唐朝等，只是这些被世人哗然供奉的“收藏品”，在周渝手里会当做日常用品，被把玩、聚友，甚至真正奉茶供饮。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是传承的最好手段，而且表面朴拙，正是因为内里深厚。“单讲茶具的颜色，本身就能跟茶水的颜色形成‘反差美’、‘和谐美’，而且，一个杯子的质地，会改变茶”，周渝一边说，一边将手中铁壶举高，用以冲沏普洱的沸水刚刚煮好，“同一个茶，用不同的茶器，它的润度、甘甜味道都会改变。我有很多茶碗，我和朋友们都试过，但这个还是第一，它（盛的茶）非常甘甜，也格外温润。”周渝偏好的这个茶碗，是唐朝的古董，当年周渝以几千台币在古董市场淘到，一直拿来喝茶，喝了将近30年，到现在，已经升值到10万台币。
周渝好普洱， 被称为普洱研究台湾第一人， “ 我有很多收藏，一百年来，每个时期的普洱茶我都有藏品”，周渝笑说，“这叫老得难得。” 周渝喝普洱， 讲究的不仅仅在茶的香与味上， 更重要的：“还有气。茶气有调和、贯通作用，让整个人都舒畅起来。”台湾茶讲究茶气，这本身就有着文人的敏感与细腻，同时也有浓厚的文化意味， 这跟其他地方的茶文化都很不一样。在杭州， 茶农“规定”你这个季节只能喝什么茶；在潮汕，最被追捧的是最有财、有权的那户人家喝的茶；但是在台湾，有话语权的却是大批热衷此道的文人，他们对环境的讲究、器具的审美，甚至泡茶的方式等细节里自成一格，带着文人自身隐世的哲学。
比如，台湾人好岩茶，取其源自“山高水灵”的孕育；又如，虽说台湾茶源自潮汕客家茶， 而潮汕人经商为功夫， “ 点兵” 、“ 热城”这些茶道用语都带着点沙场的凌厉，但在台湾，却没有真正意义的台湾工夫茶。
周渝每次用古董茶具泡茶，要准备数小时。这也是周渝自创“正静清圆”的茶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持。“正”，要求所有东西位置要端正正规，圆桌、方巾代表天圆地方，烹茶者的坐姿也必须居中、端正，集中精神；静，就是专心泡茶，不需要特别拘束自己，感受茶气；清，代表喝茶后的状态，清心、清身、清神；圆，则是围圆聚友，重在互相尊重，彼此沟通。整个茶道，没有复杂的仪式和繁琐的道具，看似简朴简单，但却蕴含了东方美学与中国哲学，实际无所不包。周渝的茶会，一般是一个能容纳30人的大间，不划分小桌，所有人席地而坐，中间有个大大的砂锅，用这个大砂锅来烹煮普洱。煮出来的茶水，用老福建灰色的茶碗，一碗一碗地盛给众人。因为茶水出自同一锅、同一人，自然而然，喝茶的人也轻易地形成一个气场，连抚琴人也会因此受影响，抚出来的琴音也带着共同的气场。
台湾的茶，没有在茶具与味道上作吹毛求疵的追求，却以人气和谐、端庄干净见长。台湾舞蹈家林丽珍回忆，当时她被收留在紫藤庐，喝的就是这种大锅煮的老普洱，茶味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舀茶与奉茶的人，动作特别干净，盛茶的小碗，旧、不反光，朴素、端庄。这些形容词，全都可以——也只能——用在台湾文人身上。这些是台湾文人引领的茶文化特点， 也是台湾文人骨子里传统哲学的表象延伸。
周渝的入世、出世、隐于市
“无闻、平淡”，是周渝定义的茶文化精神，而周渝、紫藤庐、台湾茶文化， 三者又似乎彼此融汇其中， 有着拆不开、分不清的同感效应，仿佛在骨子里一脉相承。周渝提到，在家谱的说法中，他们是北宋周敦颐的后代，“出淤泥而不染” 似乎更带了点世袭的感染。“ 渝” ， 重庆的简称。周渝1946年生于此，在重庆最有文化气息的沙坪坝，与现时的紫藤庐所处之地仿佛因缘际会般巧合：“我记得是老房子，黑砖，仿苏联建筑，楼梯弯曲延伸，尽头黑漆漆的”，周渝搜索着儿时两岁时的记忆，连这简单的画面感都带着感情色彩。
“我重庆话很标准”，周渝语带自豪，事实上他只在襁褓时期在重庆待过两年。家里哥哥姐姐、保姆都讲四川话，甚至身为湖南人的母亲也入乡随俗地讲起了四川话，唯独，只有父亲一个人由此至终不学方言，所有人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得自动切换回湖南话。周渝的父亲周德伟，世任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在周渝的印象中，父亲廉洁、正直，有强大的精神世界。因为家庭状况、时政局势、身体因素等外在条件，周渝并不是父亲最偏爱的孩子，但是晚年的周德伟也承认，周渝知道他的痛苦，是最懂他的孩子：“第一，他的学问不被他人了解而痛苦；第二，他的主张、所预见的东西，最终都得到历史的证实，但当初没人能听懂他讲得什么，所以很痛苦，他非常孤独。”
严厉又强大的父亲深深影响着周渝，而家境的优良同时支持也限制着他。自身充满文人气质、但又不用为生计担忧的年轻人，在很多时候，上下求索只是为了摆脱身上的这些光环或者枷锁，寻求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于是，即使哥哥姐姐全是理科高材生，大学时期的周渝也选修经济学与外文系，但他真正热衷的却是文学、诗歌，甚至会跑去别的课堂专门为了听“乐府诗”课。1976年，周渝创办“耕莘实验剧团”，开始正式做实验话剧。上世纪70年代，他就以完甄和的《望你早归》为剧本编导了同名话剧，当时被誉为“冲破戒严封锁的传奇”。到2006年剧团30年纪念，这个剧被复演5次，场场爆满，亲友团里往来无白丁，甚至包括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
虽然作为话剧人周渝可谓风光无限，然而，他创办剧团的理由却真实简单到极致：“那时候所有的戏剧都要送审，那会儿只是想找一个办法不送审而已！”那时，电视、剧场被主流文化控制，没有任何一点民间声音的余地，而有口皆碑的《望你早归》，其实最让人看重的不是它的警世深意，更多是因为它与当时的电视节目截然不同，它展示的是最真实的人和事，连对话都是闽南语，时评称：台湾的戏剧终于出现了。
周渝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直追求的是真实、平淡，但又会在别人认为都没有空间里钻出广阔的天地。这与他的“茶”精神一脉相承：“平淡、无限，是茶的精神，也讲究余味、余韵。全世界只有我们看重‘余’，这里头有很大的空间，能创造大戏。”像周渝这样的台湾文人有非常突出的特点：温和、隐忍、持重。文人自古皆因愁好酒，因为夙愿难求。台湾文人一样愁，“文人苦啊”，周渝不断强调，但他们的释放方式更柔和：求之与自然，求之与天地：“追求平淡，历程却不平淡啊”，周渝说。一年一次，周渝会祭茶：“是敬畏天地自然的一种仪式。”好茶是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后得予的馈赠，自然要有感恩之情。那时候，紫藤庐里会摆一张桌子，大门打开，桌上放了鲜花水果。然后周渝会用大砂锅煮一大锅普洱，茶人们捧着蜡烛，院落的中央生了篝火。手捧茶汤为敬，茶汤洒地为献，一祭天，二祭地，三祭万物生灵。这是周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也是文人作为领航与先行的责任。从一开始生活在父亲影响与家境照顾中的入世，到坚持自己上下求索的出世，现在的周渝更多了一份恬淡和怡然。紫藤庐外依然是矗立的高楼大厦，周渝依然也会出门访友，但是更多时候，他会静静地在紫藤庐的二层，作诗、写书法。从来没有学过书法的周渝也不临摹字帖， 他要的只是把心里的感觉写出来， 他写“ 雪林茗居” ， 他写“孤夜悬空”，他把自己的签名“周”字，写成了一条鱼的形状。
“以人为媒”，也“予人为媒”的紫藤庐在台湾茶界里，周渝如此与众不同，连同他的紫藤庐也完全无法单一归类，与其说它是一个茶室，它却处处充满艺术感；说它是一个政客们爱聚集的地方，但这里从来都是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紫藤庐其实更像是一个平台、一个交流场所，就像它还没成为“紫藤庐”之前的前身一样。
在紫藤庐还不叫紫藤庐之前， 周渝的父亲管这里叫“ 尊德性斋”。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里是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到了周渝手里，他接济各种有困难的艺术家，给他们买工具，也买他们的画让他们换盘缠，最惯常的手法，是以茶聚友，为他们提供聚会与栖身的场所。紫藤庐被台湾名家称为“艺术家的人民公社”，也是知名政客林浊水心中的“落魄者的栖身所”。孙庆瑛与史捷咏就是在紫藤庐认识的。没有安排的目的，也没有设定的意味，著名舞蹈家与史惟亮的儿子在品茶的时候认识，两人惺惺相识，后者作为著名作曲家，还两度为孙庆瑛的舞蹈亲自操刀编曲。曾被老师认为是白痴， 连小学都只能勉强毕业的天才画家邱亚才，一开始由朋友介绍到紫藤庐的时候，连与常人的日常沟通都无法进行。但是他看莎士比亚、看《史记》，周渝对这些作品很熟，所以他理解邱亚才，一开始的时候还充当他与旁人沟通时的翻译。后来周渝鼓励邱亚才多写多说，他也在紫藤庐找到了内心平静，画中人物从一开始悲惨痛苦奇形怪状的人，到后来变成了优雅的女性，全是以紫藤庐工作的女孩儿为原型。邱亚才今年去世，作品被炒得洛阳纸贵，他当初送给周渝的画因此也变得炙手可热，画商画廊纷纷上门都被周渝拒绝了：“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不能卖我的历史。”
这些故事从1975年周渝把自己的家改造成紫藤庐后就经常出现。紫藤庐的出现本来就是一个“为人提供方便”的简单之举，创建者的纯粹之心在一开始就显露无遗，之后自然会有同样纯粹的人，会寻香而来。一批又一批文学艺术爱好者、创作者聚合在这里，谈天说地聊创作，跨界合作已经不鲜见，甚至还有联姻结缘的浪漫事。但更让人啧啧称奇的， 是往来这里的不乏赫赫有名的名家， 周渝对此淡淡一笑：“因为这里是开放之地啊。”这样一个充满传奇又追求平等与真实的开放之地，尉天聪、白先勇会来，舞蹈家林丽珍会来，书画家叶士强会来，自由知识分子殷海光、李敖、陈鼓应也会来，其中李敖更是待周渝如亲人。
李敖是周渝两位哥哥的朋友，经常出入周家。当时的李敖很年轻很张扬， 永远长袍不离身。周德伟与李敖相差近30岁， 但周家的门是敞开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 李敖和陈鼓应常去周家吃饭。周德伟一直跟他们讲自己的政治理想、学术理想， 而且都是在饭桌上聊，“反正听没听得懂不知道，但我母亲做饭非常好吃”，周渝说。
李敖出入周家吃饭聊天，跟周家人关系非常密切，连那时候自己追一个杨姓女生失败的轶事也会与周家分享，“他说羊肉没吃到，惹了一身腥味之类的，我就以这个题材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他，具体怎么写忘了，他也会写诗讽刺我之类的”，周渝回忆道。那时候，李敖刚进台大历史系，周渝还在念五年级。李敖还老跟周渝下象棋，周渝老是输，但最后李敖还是把父亲留给自己的象棋送给了周渝。那些人，那些事，因为情义、追求、信念，即使时空转易，也韵味十足，延绵半个世纪的长路，这些已经升华为传奇，但紫藤庐本身却在周家人一直用心维养下依然淡定如初，除了1997年那一次动荡，史册留名“紫藤庐回收事件”。
16年前，关税局称周家占用公家宿舍，要求周家把紫藤庐交还政府重新规划成宿舍，法院甚至用木板封闭，把日式房舍部分都封存了起来。文化界哗然了，不仅因为紫藤庐本身古旧建筑的价值，更因为这是难得的一片人与人之间纯粹交往的净土，亦是台湾几代人的共同回忆。当时，文化界朋友们认为要从“保护古迹建筑”的角度出发，并在一周时间内赶出图文并茂的申请文件。丁乃竺和胡茵梦甚至叫来媒体拍摄，在镜头下亲自砸开了封闭的木板。1999年，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也为此大费周折、四处奔走，甚至撰文“台北市有58家星巴克，但台北市只有一家紫藤庐。”如今，这栋老屋变更为台北市文化局设施，仍交周渝管理。
现在，存在了几代人文化记忆里的空间保存下来了，也具备了更多的公共性。但是，虽然有一身的故事，紫藤庐并不靠各种历史传奇或者名人而出名：“许多不知道任何这里历史的人，走进来也会觉得很舒展。” 台湾名人陈文茜说过，紫藤庐永远不属于胜利者，永远不属于喧哗之地。现在的紫藤庐依然承载着台湾文人那股内敛温和的气质，于茶、绿窗、铁壶中，透出一股大隐隐于市的清新与光华，最起码，它是那种美得让你难忘的茶馆，只需要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多留心一点，多注意一眼，然后顺着茶香，轻轻推开这道门……
文：陈淑美、王媛、范泉、潘雯晶、李颖 版式：吴沙沙 图：王楠、蔡小川、邹和杰
特别鸣谢：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
喝茶，人人都会，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人喝了数千年的茶，是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所形容：“只要有一只壶，到哪儿都快乐”的民族，因此而发展出来的制茶工艺、饮茶艺术的讲究，是世界少有的。
遗憾的是，经过唐宋明等几代发展到巅峰的中国茶文化，在清朝末年却因为战乱及革命，逐渐走向没落。但约略在同时，一海之隔的台湾，却将饮茶这桩雅事发展成休闲文化与家常生活的一部分，隐然成为承明继清的“台湾茶文化”。台湾的生活与饮茶文化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饮茶这种风俗成为台湾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与茶相关的产业深入到岛内各个角落。“去吃茶”这句话已经变成台湾人待客的口头禅。
找寻中国茶道
茶仪的讨论之外， “ 工夫茶” 泡法可以怎样再改良也是热门话题。小壶泡是否一定要有茶船、闻香杯、茶海、茶盘、茶拨子等这么多的茶道具， 是不是可以简省成一壶两杯， 甚至为何一定要用小陶壶，可不可用唐式横把壶，甚至不用壶，用盖碗泡等。茶道具由简单到繁复，再回到简单，台湾的饮茶方式似乎就在这两头摆来荡去。
在茶仪、道具等茶事的探讨之外， 对有关“ 茶与人生” 等茶道精神的探索， 也是茶界人士讨论的核心。一千年前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茶道的“ 圣经” ， 我们或可从中得到一些答案。《茶经》除了明白记载泡茶的要诀， 也点出中国人喝茶的一些态度跟方法。例如喝茶要喝“ 本色茶” ， 不要加果加料加味。而“ 茶性俭” ， 量不宜多， 不要牛饮。类似小说《红楼梦》栊翠庵妙玉喝茶的提示：“一杯是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驴饮了。”换言之，中国人喝茶，不只在喝滋味，甚至还要喝出茶的境界。从茶道具、品茗环境等的精进， 到茶界人士致力追寻的“ 中国茶道”，这也许就是台湾的茶文化。
茶，原本是农产品，饮茶，也原本是人类生活的日常之事，但是在中国人数千年文化的映照下， 饮茶生活却被经营出滋味、哲理、境界等种种与人生挂勾的大事。在台湾喝茶， 可以喝出万般滋味，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茶叶， 就有不同的气味， 都在人们日常生活里， 喝出一点儿悠闲、一点儿美学、一点儿人生哲理。茶里茶外，小东西、大风光。
周渝 隐世的文人茶文化
袓籍湖南长沙，1946年出生于重庆，1981年创立文化茶馆“紫藤庐”，并长期推广茶道美学、国际茶文化交流及艺文活动。近年来关注大陆茶的原乡云南地区的生态破坏问题，在海峡两岸茶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台北，新生南路。台北市大安区学术地段，路底是台大，附近绵延几条路都是学者、老师的住宅区，零星点缀的中小学和幼儿园，都是名校，许多台北本地人对这条路的第一印象都是“文人啊”。不仅学校多，从台大对面的怀恩堂往上，有清真寺、真理堂、台北教会，再往北走，甚至还有香火最旺的行天宫。走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没有行色匆匆的—他们真的不赶着去干什么。
就在这条新生南路， 16巷1号，一栋90岁的老屋，没有招牌，墙头上能看到些许绿竹与紫藤，天生地养地长成了微妙的姿态。若肯在门边多停留一刻，会发现门内静放的花草都带着自然的娇矜之态，灵动鲜活， 仿佛不沾人气…… 这里是紫藤庐茶馆。在台湾， 紫藤庐虽名为茶馆， 但就像新生南路一样， 被闹市中生活的老百姓“ 自动屏蔽”— “ 又不是上学又不是拜拜（ 礼拜或者上香） 没事去那里干嘛？”这里的主人周渝也说：紫藤庐有一道半开的门，里面有一座花园，但有些人经过，却根本连门口都看不到……
周渝好普洱， 被称为普洱研究台湾第一人， “ 我有很多收藏，一百年来，每个时期的普洱茶我都有藏品”，周渝笑说，“这叫老得难得。” 周渝喝普洱， 讲究的不仅仅在茶的香与味上， 更重要的：“还有气。茶气有调和、贯通作用，让整个人都舒畅起来。”台湾茶讲究茶气，这本身就有着文人的敏感与细腻，同时也有浓厚的文化意味， 这跟其他地方的茶文化都很不一样。在杭州， 茶农“规定”你这个季节只能喝什么茶；在潮汕，最被追捧的是最有财、有权的那户人家喝的茶；但是在台湾，有话语权的却是大批热衷此道的文人，他们对环境的讲究、器具的审美，甚至泡茶的方式等细节里自成一格，带着文人自身隐世的哲学。
何健 茶的君子之交
以中华茶艺奖第一名成名，从此晋身台湾现代茶文化的研究和茶实务的参与。从早期遍访宜兴紫砂壶名家，收藏、研究紫砂真品艺术，延伸到相关器物在生活中的运用。从喝普洱茶到浪迹大陆六大茶类产区，对目前台湾及全球华人普洱茶风潮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小时候，茶对于我来讲就是家里面那把大茶壶搭几只大杯子，我们叫它“茶娘式”。
坐落于台北市永康街的“冶堂”，外观上看，这不过是极寻常的居民小院，大门口只有门牌号、无一块招牌。淡淡的蓝色大门把永康街的市井喧嚣隔开，步入院内，绿意葳蕤。角落里停着一部老式自行车，后座驮着蓝色小箱子，上面白字写着“台湾铁路第十二文化工作队书箱”。推门而入，木桌竹椅，满架茶叶罐、紫砂壶、瓷杯子。“坐，随便坐。”“冶堂”主人何健，没有殷勤的寒暄，一身素衣，一条棉麻质地的阔腿裤，带着几分文人气。“冶堂”白壁上，挂着一幅出自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的毛笔诗句“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落款是台湾著名作家舒国治，让“冶堂”看上去更增添几分文人之气。
何健从小喜欢收藏邮票，为了某些精彩的邮票而常跑古董行，渐渐地就会被古董店里面老板和顾客的对话所吸引，斗彩、青花、唐三彩、汉绿釉……虽然听不懂，但还是觉得很好奇。慢慢地开始对陶瓷感兴趣，由于面对的领域过于庞杂，便舍弃了瓷器研究，转而专注研究中国宜兴窑，他也是台湾最早的紫砂壶研究者之一。何健说，“中国的瓷器虽然博大精深，尤其到了清代官窑，比较高贵、漂亮，可是总与人有距离；而紫砂不仅可以收藏，生活中也常用到的，比较有人情味。”
何健认为，茶本身没有好坏对错，只是适性地散发自身的特质，好茶有好茶的个性，低价茶也有低价茶的特质，趣味不一，我们不能单凭价格的高低来论断茶的好坏，而是由喝茶的人，自己对于茶叶的既有态度，来挑选适合自己品位的茶。何健从茶里面感悟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分别心，保持平常心，即是对万物都是平等的。“对于我来说，所有来的朋友都是一样的。
解致璋 茶香流动山水间
解致璋曾设有“清香斋”茶屋与“清香书院”。目前从事台湾乌龙茶道的教学工作，著有《清香流动—品茶的游戏》一书。她是台湾最早将环境与茶席结合起来的茶人，每年一次在户外园林的茶席都会成为当地茶人期待的盛会。
学美术出身的解致璋，1988年在台北开设“清香斋”茶屋，之后创办“清香书院”，邀请专家、教授、艺术家等广开人文、自然、生态等课程，解致璋许多年来所做的事，似乎都顺着一条“清香”的脉络在演进。但不为人知的是，解致璋喜欢上茶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
做“清香斋”，解致璋有她的执着，便是对好茶的要求。她绝不用“ 市场茶” ， 多年相熟的茶农， 每一季都会按照她的要求特别为“ 清香斋” 制作上品乌龙。从茶菁的采摘、日光萎凋的工序， 到做菁、炒菁、揉捻等等， 每一步过程都马虎不得， 全凭手工及经验。“ 那时我就想为客人找到最好的茶， 就找到了台湾很有名的制茶师陈阿翘的茶， 当时并不知道， 我们的茶已经用到顶级了。如今， 陈阿翘已经不在了， 最近几年很多人简直把陈师傅做的台湾乌龙茶神化了，卖的越来越贵，其实陈师傅生前做的茶也卖得很贵。”
解致璋认为茶道是有禅意在里面， “ 简单地讲就是对当下的体会、把握。在阳明山办的‘ 即生即灭’ 茶会， 虽然听起来有点悲，但在讲要享受当下。就像今天我搭了这个茶席， 你们走了， 过两天花就谢了， 就要拆了， 之后就没有了。从茶中我的感悟就是在拥有的时候我就珍惜它、享受它，逝去的时候，也不要强留。”在解致璋看来，品茶是一种游戏，是对生活之美的追求所产生的趣味及可能。美的东西大家都会喜欢， 无论是器物形态， 还是切切实实的滋味。
蔡晓芳 行走官窑的“老灵魂”
1974年，蔡晓芳首度以令各界惊艳的“宝石红釉杯”，开启了台湾茶器创作的序曲。1984年，接受台北故宮博物院委托，为新设之“三希堂”研制茶具后，“晓芳窑”声名大噪。两岸普遍尊称蔡晓芳为“当代台湾官窑主人”。
汝窑谋求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微妙色彩，这充分表现了宋代皇室的特殊审雅观。
蔡晓芳祖籍河南，作为汉人的后代他天生就对瓷器就有着极强的敏感。很少有人知道，蔡晓芳在制窑方面的天赋深受了家族的艺术熏陶。“我们家很多人都是学美术的，学艺术的人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后来家人鼓励我念理工科，理工科的时候学电子材料，要学制窑。”
如今，“晓芳窑”已经成为台湾茶道的典型道具。蔡晓芳位于台北北投的家就是茶具爱好者的选宝之地，每一位到访者都要提前一周预约，不过，这里并没有过多的器皿等待挑选，而是出品一套，立刻被茶具爱好者抢走一套。尤其是他所设计的分茶器，也叫公道杯，因为器形的完美和使用的便利，成为台湾茶道器具的代表作。
台湾很多茶人也与他成为了好朋友。台湾茶席大师、“清香斋”的主人解致璋告诉我们， “ 清香斋” 用的茶器几乎都出自蔡晓芳之手。“我做茶艺室，购买茶器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要找蔡老师。”直到现在，蔡晓芳还能记起解致璋当年拜访他时的情景。“我开始大量做茶器是受到解致璋的启发， 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地被人需要。我还针对茶道的需要开始做研发，不仅做了茶杯、茶碗、茶海，还做了公道杯。虽然这些茶器是不被列为珍藏、收藏等级的作品，但是它其实是这么贴近我们的生活，而且能够丰富它的色彩跟质感，其实是一件丰富生活的事情。”
如果不用“混搭”这个概念，真的很难解释王德传茶庄，也很难理解打造王德传的茶庄传人— 王俊钦。台北长春路上的这一家王德传茶庄， 商标旁清清楚楚写着“Sinc e 1 862” 。“ 这家茶庄并不是一百多年前就有的， 但我们家制茶卖茶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 9 世纪。”茶庄的主人王俊钦看上去风度儒雅，谁也想不到他一开始是在建筑工地上整日吃灰尘的工程师。到茶庄里坐坐，他不会向你推销茶叶，倒是跟你大聊泡茶有什么讲究、台湾不同地域出什么样的茶，是个守着百年茶庄的新派茶痴。
“台湾最出名的高山茶种，几乎都是从大陆引进的，我们家当时带了安溪产的茶，因为故乡在晋江，离安溪很近。”王俊钦说。当年王家一到台南，就在府城天后宫前开了间小茶庄，取名“王德兴”。关于“王德兴茶庄”的确切发迹时间，王俊钦说已无从考据。那么，“Since 1862”这句话又从何得来呢？“名字都不记得了，怎么可能知道是哪一年，打从我爸爸记事起，曾祖父就在经营茶庄了。后来我回家查看祖先牌位，知道了大概时间，为了查证，翻了万年历，得到1862年这个数字。”
虽然父亲这样说，但王俊钦从小接受茶庄的耳濡目染，对茶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记得很清楚，店里后方有一整排装满各式茶叶的大铁罐，底下则是类似百宝格的抽屉。”王俊钦在现在拥有的茶庄里比划着孩提记忆中茶庄的模样。“小时候台南盛行乒乓球，我还在买卖茶叶的长桌上打球，丝毫不担心会受到责难。爷爷泡茶我就喝茶，喝不太懂他也不多加解释，但现在我做的茶都是根据那时候的印象，说不上来，但就是那个味道。”茶对于儿时的王俊钦来说，并不是什么高深难懂的东西，只是一种日常饮料。小时候的他很喜欢看家里的师傅制茶叶， 即便不懂茶种、不识茶名，曾尝过的茶香和茶味却以另一种方式镌刻在脑海中，成为永恒的味觉记忆。“可是你知道，我读大学的那个时代，台湾的经济中心已经从台南变成了台北，当时台湾男生最好的出路，要么是学医，要么是学工程。虽然我很喜欢茶，但是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最后选择了土木水利工程专业。”
在他的研发下，王德传茶庄有了不少自己的招牌茶。台湾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中部的中央山脉把台湾分为东西两侧，山脉阻隔导致气候不同，每个产区的茶叶味道也不尽相同。台湾最出名的还是深度发酵的乌龙茶，王德传茶庄里就有“福尔摩沙”系列台湾乌龙茶，口感丰沛，回甘悠久：香高韵足的阿里山乌龙、风姿绰约的白毫乌龙、甘醇温润的冻顶乌龙以及散发幽兰气息的文山包种，都是闻名国际的茶品。坚持古法制茶，令王德传茶庄的茶经得起时间考验。“老一辈的技术里没有真空包装，甚至储藏茶叶的器皿也只有瓮而已，为什么那些茶叶的味道仍然和最初一样，散发清甜的香味？所以我坚信古法制茶是不容放弃的。”王俊钦说。
叶翠娥 阿里山冠军茶农的坚持
54岁的叶翠娥曾做过房屋销售，也曾摆过地摊卖衣服，还在百货公司当过专柜小姐。怀着对故乡阿里山茶的喜爱和执着，她毅然放下服饰店跟着家人回到山区种茶，从“柜姐”变茶农，但她一直坚持“做什么要像什么”的信念，种茶制茶没多久就在比赛中获奖。
阿里山给了我们养分，才能有这样高品质的茶，所以我坚持只做阿里山的茶。
叶翠娥老家达邦村的原始丛林孕育了阿里山顶级软枝乌龙茶，平均1400-1600米的海拔，气候平稳，长年云雾袅绕，日夜温差大、日照短，是种植好茶的最佳环境。叶翠娥虽是“半路出家”的茶农，但凭借20年对种植和制作纯正阿里山茶的坚持，终于在2012年的阿里山冬茶竞赛中获得特等奖（冠军茶）。
叶翠娥出生在1960年，是地地道道的阿里山人。对茶最初的印象是来自小时候和阿嬷（奶奶）一起采茶。“六七岁时，我家住在阿里山深处，家里农田旁有几棵野茶树，阿嬷带着我们去采茶，把采到的茶晒一晒、炒一炒，就成了全家人喝的茶叶。”那时，她家是自给自足的农户，家境并不富足。家里养着鸡、鸭、猪，田里面种着玉米、水稻等作物，牲畜长大了就宰掉，作物熟了就收割，往复循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叶翠娥看到阿里山公路主干道两旁的农户已经开始做起了与观光业相关的生意，而且很多人开始卖阿里山茶，并从中获利。想要改变家境的叶翠娥， 向父亲提出打算改种茶叶的想法，没想到遭到了“保守派”父亲的严厉反对。“爸爸说，种水稻、玉米，起码还有粮食吃；你要把田地犁掉种茶，茶叶苦苦的，要是卖不出去， 我们要怎么生活呢？ ” 正是父亲的反对， 这个想法就搁置了，一搁置就是十年时间。叶翠娥像很多同龄人一样离开了阿里山到山下嘉义市开始了打工的生活，做过房屋销售，也曾摆地摊卖衣服，还在百货公司当过专柜小姐。
经过叶翠娥夫妇的管理，他们发现由于茶园是种植在斜坡上的，斜坡顶端的土壤都堆积到斜坡的底部，上面的茶树土壤不够，营养不良，下面的茶树土层太厚，快要窒息了。“我们就请工人把土从下往上翻，施成本很高的有机肥料。之前的茶树也缺乏修剪，枝蔓丛生，又花了两三天的时间，请工人把茶树杂乱的枝蔓修剪好。之前朋友对农业不太熟悉，茶田看似是平的，其实内部是应该有排水沟的，这样土壤和肥料才不会被雨水冲走，所以我们又开始挖排水沟。”经过整治后，叶翠娥的茶园很快就见到了效果。茶树枝叶均匀而茂盛，不论是茶叶质量，还是产量都很好。大家看到叶翠娥夫妻俩的成绩，都来找他们维护茶园，之后，叶翠娥就租了大量的茶园，仅用五六年的时间夫妇俩就建起了自己的茶厂。“我们建茶厂之前，每次采下来的茶都要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去隔壁村去做茶叶加工。”叶翠娥毅然决然地上山来管理茶园，自然而然地转作了一名阿里山茶农。叶翠娥总是说， “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姑， 是因为阿里山给了我们养分， 才能有这样高品质的茶， 所以我坚持只做阿里山的茶。” 正是这种坚持， 叶翠娥在20 1 2年阿里山冬茶竞赛中获得特等奖。她兴奋地说： “ 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 与获奖相比， 叶翠娥更高兴儿子李少夫能从台北返乡全心投入阿里山的茶事业，这次能拿下冠军茶比赛，儿子李少夫是叶翠娥最得力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