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疫」看「中国模式」的两面性
新华社
在国际医学领域享有极高声誉的杂志《刺胳针》（The Lancet）2月17日刊登社评《2019年新冠肺炎挑战》（Challenge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这篇简短却态度鲜明的评论指出，不负责任的谣言是如何渲染恐慌氛围并干扰医务人员的努力，同时它还直接肯定了大陆政府在控制和消灭疫情以及应对谣言时所表现的积极姿态。《刺胳针》说，：「大量的病例，正考验中国大陆的卫生系统。然而，中国能够在几天内为受影响的病人建造一所医院。没有其他国家能以这样的速度调动资源和人力……」
尽管《刺胳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医学期刊，但乍看这一评论，相信台湾社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又吹捧，收多少人民币了」？这是现在疫情之下舆论的正常情绪，但《刺胳针》之所以这样说也并非毫无根据。在看待此次疫情时，不能仅凭情绪，而没有理性分析，这对疫情的检讨并无帮助。
《刺胳针》内对于中国大陆防控疫情的成效，并非美化大陆官方，掩盖其官僚系统在新冠肺炎于2019年12月（甚至更早之前）刚刚萌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负责任以及在随后的应对阶段中的无能、低效和颟顸昏聩。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当下的紧要关头匆匆撤换了湖北省和这次疫情发源地武汉市的最高负责人蒋超良（原湖北省委书记）和马国强（原武汉市委书记），并重新「空降」和「外调」各种力量「帮助」湖北度过难关，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只是必须肯定的是，这些下台的官员并不仅出现于湖北和武汉。人们追问，如果今天新冠肺炎不是肇端于湖北而是在其他省份，当地官员的处置和应对会有所不同吗？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警告，一场如此规模的瘟疫，在先进国家或许可以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和应急机制的完善而从容应对，但瘟疫考验的，往往是那些脆弱的、医疗卫生条件并不完善的开发中国家。对他们来说，因应类似紧急公共危机，更不容易。在医疗条件匮乏的背景下，整个国家机器都可能会成为决定整场战争的关键，因而面临崩溃的压力。
大陆地方政府此次从涉嫌瞒报错过黄金时间，到对外释放错误讯号麻痹民众，正体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体制中，国家整个官僚体系在面对突发危机时的无能。事实上，从历史看，这或许是中国自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便一直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自上而下的权力指令从来不缺，地方对中央脆弱的反馈机制却一直不充分。这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使地方政府在因应灾难时往往慌了手脚，直到中央直接介入。
但是，这一「中国特色」也正如《刺胳针》所言，在关键时刻仍展示了它的优势，显示出它的两面性。事实上，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体制甚至专制体制，尽管脆弱、易被误导，它却是中国历代王朝强化中央权威、摆脱地方割据尾大不掉乃至进行重大公共工程和应对集体危机的唯一方式，尤其是在「战时状态」下。
因此，在疫情下可发现大陆内部一种有趣的舆论现象：一开始的瞒报、媒体在其中的监督缺失，让舆情前所未有地凶猛。但在十多天内迅速建好的医院和临时隔离所，以及各省物流物资的运送等，却得到「还是中国有效率」的舆论称赞。除了湖北情况较特殊、部分地区需要物资分配之外，其余各省并没有发生抢购民生物资的情况，物资普遍充足，物价涨幅亦有限，更没有出现那种莫名的「抢卫生纸狂潮」。
也就是说，大陆社会一方面痛骂着「体制之下」的臭毛病，一方面却又称赞「我们政府还是有效率」——这就是大陆体制在疫情之下，体现出来最有趣、也使人民心情矛盾的「两面性」。其实，西方看待中国大陆何尝不是如此？一面痛批它专制，一面又不断研究「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脱贫、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两面性」成因剖析
「两面性」的形成，主要有几个因素。首先，尽管整个大陆官僚体制庞大复杂，甚至存在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上下层级间的博弈也一直存在，但毫无疑问地，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系和「政治挂帅」的价值下，其政策执行力之有效，是其他政体难以比拟，尤其是在非常时期。
比如此次疫情，大陆官方可以同时让14亿人几乎处于一种时间暂停的状态下，然后按照既定的步骤，逐一按照统一标准辨别现实的和潜在的风险，即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然后按照中央指示，进行大规模排查。这是一项惊人的系统工程。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上任后，一声令下，当地政府透过各种其「网格化」的社区管理和充实后的力量，不计任何成本地在3天时间内完成了武汉900多万现有居民每个人的排查、甄别和分类收治，纳入到全国性的联防联控体系中。
其二，比起其他国家，大陆中央可以依靠自身权威（或称为专制），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了整体利益而强制和动员（所谓舍小我保大家），共同因应危机。最具体的事例是，国家卫健委在短时间内统筹动员了全大陆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千人医疗队一支支开赴湖北。
事实上，中央调度、前往地方的「对口支援」是中共乃至中国历代传统的国家治理手段。自中共建政后，大陆曾经在支援边疆建设、「上山下乡」中采取过这种动作，至1979年更制定为「国家政策」。1980年代，因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大陆中央在更大规模运用对口支援，在各省区提供官员交流、支教、支农、支医等政策支持。
这一「对口支援」有效地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负担，并的确可在最短时间内集合力量有效地应对影响全局的局部危机和薄弱地带。当然，这一切都基于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是在中央集权下地方从属中央、服务于国家目标的体现。
其三，除此之外，中共还直接掌控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党指挥一切」意味着对最具有纪律性的军队、外围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群团组织、国家企业、公有制医院甚至还包括宣传机器，当然分布全社会各行各业、各个系统的9,000多万高度组织化的中共党员（每人都处在一个基层党组织中），都拥有绝对的「指挥权」。
这可以保证大陆中央决策层的最高意志可以无远弗届地准确传达到每个社会细胞，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甚至动员起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自然，任何体制，都有好有坏。有种种好处，也有种种难处，更有种种历经数十载都难以解决的坏处。
大陆的制度有自己难以克服的各种缺陷，比如局部的脆弱性、重复低效；这并不是否认西方体制和社会动员模式的能量，恰恰相反，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人们同样可以清晰看到当二战的炮声隆隆响起时，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游说获得国会支持后，同样让美国每天都有战舰、大炮源源不断走出军火工厂，激发了无数美国人的参战热情……所以，没有任何体制是完美的和静止不变的，中国大陆的体制也是如此。
《多维TW》月刊0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