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债务「三高」让日本经济难高飞

日本在19日决策会后，决定将基准利率从负0.1％调涨至正0.1％，此为2007年2月以来的首度升息，各界更关心的是，日本能否就此摆脱「失落30年」的不景气梦魇。图／美联社

由于今年日本「春斗」促成企业全面大加薪，日本央行（日银）一如预期，在19日决策会后，决定逐步退出大规模超量化宽松政策，并将基准利率从负0.1％调涨至正0.1％，此为2007年2月以来的首度升息，同时也取消殖利率曲线控制（YCC）措施。接下来，各界更关心的是，日本能否就此摆脱「失落30年」的不景气梦魇，避免GDP排名续跌，迎接崭新的发展阶段，进而恢复昔日荣光。

根据日本内阁「总务省统计局」上月公布的统计，日本2023年名目GDP经通膨调整后虽成长1.9％，但若以美元试算，规模仅有4.2兆美元，被德国的4.5兆美元超车，世界排名落居第四。这也是日本GDP继2010年被中国超越而沦为全球第三之后的再度下滑，且下滑之势似未止歇。国际货币基金（IMF）2023年10月所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指出，随着印度经济崛起，加上大量年轻人口优势助攻，2026年其GDP便可能超越日本、2027年将超越德国。

尽管许多学者专家将日本GDP全球排名下滑归咎于近两年日圆兑美元汇率大贬近20％，但根本原因，是景气长期持续低迷所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股票市场、1991年房地市场双重泡沫破灭后，迄今30余年间，历任内阁并非没有想方设法推动各项振兴措施以促进景气复苏，怎奈政府、民间及家计等三个部门长期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导致景气陷入低迷深渊。

先说政府债务，据IMF资料统计，其债务余额迄今累积超过10兆美元，2022年占GDP的261.29％，与美国政府的121.31％、德国政府的66.64％相比，显示日本政府债务负担之沉重。正因为债务沉重，日银被迫脱钩国际金融走势，不但长期实施负利率，甚至压低公债殖利率。如今日银利率政策转向，未来势必加重政府偿债成本压力，甚至限制政府透过增加公共支出拉擡经济成长的力道。

再就企业债务而言，据「总务省统计局」报告，过去两年企业设备投资持续正成长，摆脱新冠疫情期间连续两年负成长，但IMF公布的资料统计，2022年日本非属金融（Nonfinancial corporate）部门负债率已达到GDP的117.97％，与美国的78.6％、德国的72.84％相较，显示日本企业负债率明显偏高。此意味着，日本企业在沉重利息压力之下，其在投资规划选择上，可能偏向保守谨慎而挤压弹性，在极易影响企业创新力的同时，也将波及经济成长动能。

至于家计部门债务，虽然今年迎来30年未有的企业大加薪，但由于景气并未完全复苏，加上物价反弹，恐令加薪效应大打折扣。以2023年为实例，经通膨调整后实质薪资下滑2.5％。从「总务省统计局」2023年家庭收支的调查报告可知，两人以上家庭每户月均消费支出29万3,997日圆（折合新台币62,886元），年减2.6％。归纳日本家庭消费低迷，其原因莫过负债压力。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资料统计，2022年日本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122.1％，创下十年来新高，在无形中影响消费与景气复苏步调。

日本经济于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长期陷入通缩，让此一期间的生产力受到影响，不但反映之前的过度投资，也显示1980年代末期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安倍晋三2012年底回任首相后提出「三箭经济政策」，经过十多年实践，到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透过设备更新、加薪及人才投资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政策」，都是在致力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控制劳动力成本，同时鼓励企业加薪及性别薪资差异，并透过日圆贬值提升出口竞争力、吸引外人投资并畅旺股市，形成输入性通膨，以期终结通缩促进经济成长。

无庸置疑，这些积极的政策，确实改善了劳动市场的失衡，但长期而言，各界更关心财政的改善情况。从最近通过的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加以观察，总支出达到112兆日圆（相当新台币23.9878兆元）；其中，债务还本付息则是高达27兆日圆（相当新台币5.78兆元），占总支出的24.1％，创下历史新高。债还太多，恐产生财政排挤效应，不还债，又会导致负债越陷越深。未来日本如果无法跳脱上述债务「三高」的恶性循环，则经济即使复苏，仍难以展翅高飞，遑论重返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