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综所税制隐忧，岂能视而不见

工商社论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肆虐、输入型通膨及原物料价格上升、各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财金政策，以及政府债务快速累积的影响，使得物价迭创新高，通货膨胀现象在台湾已然浮现。不但影响民生经济、生活成本，也冲击未来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依据我国所得税法第5条及第5条之1的规定，每遇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次调整年度之指数上涨累计达3％以上时，综合所得税（简称「综所税」）课税级距、免税额、各项扣除额（包括标准、身心障碍、薪资）等，应按上涨程度调整之，以期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纳税人因名目所得上升而税负增加现象。

其实，对纳税人更在乎且直接又实惠的，就是将整体经济搞好，实质所得能够大幅提高；而后多缴一点税，其实也是值得。然若实质所得不增加，只是因为消费者物价上升，法制化调整课税级距及各项扣除额，人民税负虽略微减轻，却不会太有感。相对而言，更令人关心者，则是积极改善税制，尤其是税基过于狭小问题，财政部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依据《综合所得税申报核定统计专册》资料可知，99年度所得净额（即综合所得总额减去全部免税额及各项扣除额之余额）占综合所得总额的比率为43.50％；107年度则为34.18％，9年内降低9.32百分点；至于108年度的初步核定统计，反而上升至44.57％。对应的有效税率（即纳税总额占综合所得总额的比率），由99年度的5.67％下降至107年度3.92％；108年却突然上升为5.09％。此种结构性、戏剧性的改变，财政部应做更系统性的说明。

就各项所得占综合所得总额的比率（简称「占比」）言，99年度薪资所得占比为74.99％，股利所得占比为12.59％；至107年度，薪资所得占比提高至76.55％，相对的，股利所得占比则降至11.62％；然至108年度，薪资所得占比反而降至70.42％，股利所得占比却提高至15.12％。由于股利所得自107年度起，已允许采取综合并入与分开计税之择一方式，表现在108年度资料中，理应使薪资所得占比高达80％以上，使得综所税制更倾向薪资所得税制，结果却非如此。

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所得税申报书及财政资讯中心统计中，自108年度起，改变薪资所得的界定，亦即将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当作薪资收入的费用处理，与所产生的必要费用择一适用，故而使得薪资所得较原先定义下大幅缩小，同时也人为上的缩小综合所得总额的规模。财政资讯中心虽然声明，在时间数列前后段不能直接比较，然而诸多问题已然产生，例如：如此作法是否合理？是否合乎国际规范？是否严重扭曲统计资料？进而破坏一致性与可比较性？实有待相关单位做具体说明与论述。

进而检视扣除额的问题，就总扣除额（包括免税额、一般扣除额、特别扣除额）占综合所得总额的比率言，99年度为62.97％，107年度提高至77.73％，大幅增加14.76个百分点。其中主要是薪资特别扣除金额的提高，其占综合所得总额的比率，99年度为14.20％，107年度提高至23.11％，增加8.91百分点。然自108年度起的统计，薪资特别扣除额直接当薪资费用扣除，不在扣除额统计之列，企图改善所得额及扣除额的结构，真可谓用心良苦？然而108年度各项扣除额占综合所得总额的比率，仍有70.35％，在新的计算方式下，并无明显改善。附带指出的，调高薪资特别扣除额，表面上是照顾低薪所得者，实际上则因高所得者适用边际税率高而获利大，反而不利于累进税制的垂直公平性。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一波波压力之下，会屡屡产生新的政策需求，要求提供更多项目的列举扣除额及特别扣除额，以及更高的扣除金额。在政治压力及竞租环境下，虽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却极可能使得整体综所税制崩解。基此，为避免整个所得税税基有如共用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被耗竭，就应遏止各项扣除额的浮滥存在，否则将严重影响综所税的财政功能与量能课税精神。

处此情况，若欲将各项扣除额整合成单一的扣除额，在现实情况及各方利益团体压力下，政治可行性不高。然为控制各项扣除额对税基的侵蚀，以及提供租税政策随环境有推陈出新的空间，就必须控制总扣除额占所得总额的合理比率，避免过度膨胀到难以收拾地步。因此，财政部可考虑订定一个总扣除金额的上限，超过的部分就不能再扣除；如此，高所得者必须多缴一些税，对于低所得者并无影响，将可降低对税基的侵蚀程度，也有助于税负的公平性。至于各项扣除额已订有的排富规定者，在总量管制下，已无存在的必要性，故可考虑取消，以期降低税制的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