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平台－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各异的潜在风险

相对欧美的货币紧缩政策，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中国及日本货币政策走向，却是似乎与其他央行南辕北辙。图／本报资料照片

在通货膨涨年来持续攀高 （美国超过7％、欧洲5％以上） 且就业情况稍有好转情况下，市场已共识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英格兰银行以及欧洲央行将陆续升息。相对欧美的货币紧缩政策，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中国及日本货币政策机构走向，却是似乎与其他央行南辕北辙。两家央行有各自理由：中国经济成长正面临改革开放40年来最大的成长率下降，但是就消费者物价指数而言，通货膨胀（1.5％）似尚控制得宜。在日本，通货膨胀率仍低于其2％目标区，支持了宽松货币政策立场的合理性。

目前情势变化，势必将影响亚洲这两个主要央行的考量。由于美国对处理通货膨胀所造成经济威胁的态度积极，导致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长期和短期利率之间的差距扩大，给欧洲、日本国债收益率带来调升的压力。在2022年2月中旬，10年期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最高已升至 0.23％，日本央行被迫出手干预，以确保其10年期基准债券的收益率保持在0.25％的限制范围内。

在此同时，中国中央政府债券收益率与美国同天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不断缩小，不仅无法反应两国信用风险的差距，对于中国继续吸引外来投资，特别是在2021年已占其国际投资总额60％ 的固定收益（fixed incomes）资产，形成阻碍。唯中国国内的低利率可保人民币相对其他国际货币走弱，有助于提振出口，稍弥补国际金融帐中，投资流入减缓对中国资本供给下降的影响。

由于日本（1兆3千亿美元）与中国（1兆50亿美元）的是美国财政部发行债务两个最大的净债权国，因此美元走强和利率上升，为这两国产生财富效应。然而，对于这两国企业而言，在国际市场的美金融资需求甚大，在联邦储备理事会货币紧缩政策后借贷成本将上升，伴随美元随之升值，则一般公司筹资成本上升的程度雪上加霜。

对中国来说，美债利率上升主要问题在于造成企业美元计价负债的成本，以及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风险上升。对于日本来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将会抑制经济成长。就2021年底全球前100大金融机构而言，共有22家中资商业银行（清一色为国营企业）以及9家日资银行厕身当中，资产总值分别约为27兆5000亿美元与11兆1,000亿美元，其中自然包括了大量美元计价的债务。相当部分在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在COVID-19流行后，陆续出现偿债难以为继的情形。尤以中国伴随一带一路倡议所衍生借贷，投资计划的透明度以及公司治理本就较为差。潜在的不良贷款对中国经济显非佳音。至于日本央行对其国债殖利率控制策略，会进一步弱化日圆的价值。固然这可有利于对外出口竞争力，推高长期低迷的通货膨胀。但亦将产生缩减日本家庭的购买力的副作用。

欧美国家央行一旦升息紧缩货币供给，中国和日本似乎难以不追随跟进。自2020年起全球各国政府，在税收锐减的情况下，普遍以举债来支应挽救经济的大幅开销。以中央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毛额（GDP）百分比来衡量政府财务杠杆，比较2019年到2021年政府财务杠杆，美国上升24.8％（2021年底133％）、 欧元区14.1％（2021年底93％）、英国23％（2021年底109％）、日本21％（2021年底257％，居已开发国家榜首）、加拿大31％（2021年底110％），连属开发中国家的中国都增加10％（2021年底67％），均创历史新高。以美国而言， 联邦政府债务余额截至2021年12月底达28兆4千亿美元，同时期欧洲联盟政府负债总额11兆8千亿欧元（约合13兆5千亿美元）。破纪录的政府债务，各国央行势必得要思考何协调货币政策，否则一旦市场风险增加，造成利率飙涨，利息支出将会把预算消耗殆尽， 造成主权违约风险的大幅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