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运动」的余波荡漾

1924年，胡适（左三）与徐志摩（左二）、蒋梦麟（右一）出游。（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提供）

胡适（1891-1962），摄于1960年，69岁，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联经出版提供）

1930年代以后，有些文人进入政府体制，虽有报国情怀，却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政海倾轧中浮沉，丧失理想；更大多数文人论政而不参政，与权力中心若即若离，在政治势力的夹缝间单打独斗，最终怎能不头破血流而以失败收场？

在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报刊环境中，「报人报国」的「国家想像」如何落实或落空？在文人论政的历史脉络下，自由主义如何获得理解的？本文准备从七个问题勾勒各篇章的旨趣，建立其内在联系。这七个问题是：（1）自由主义及其商榷，兼及美国「进步运动」的影响；（2）报人的实践与困境；（3）民族与民主的矛盾；（4）延安党报范式的建立；（5）报刊与政权递嬗的关系；（6）历史研究、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和（7）报刊的公共领域在哪里？最后我希望把《报人报国》与《文人论政》姊妹篇连成一气，建立有机的联系。

「自由主义」及其商榷

近现代中国报人最关注的问题，历来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而以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为次。民族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暂留后再论。现在涉及的，是中国报刊对于自外引进的「自由」与「民主」两个概念，语意混淆，歧义丛生。桑兵教授警告，「自由」（liberty或freedom）一词于19世纪上半叶从日文迻译过来时，未曾深究背后的来源，以致到了中国变成滥用词，连革命、专制都可以用「自由」来包装。同盟会的分支「自由党」提出民生主义，便有社会主义的色彩。民初政局混乱，党派林立，报纸互相攻击对方，完全没有道德规范，表面看似自由，其实任意妄为。当时言论自由没有保障；自由的背后应该是责任，即使言论自由获得制度的保障，也未必保证人们会有负责任的自由言论。王泛森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模糊、附会、飘忽不定，当时左右夹杂，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互相排斥。毛泽东早年阅读的书刊左右并存；蒋介石在五四时期也阅读《新青年》、《新潮》，而且想游学欧美；傅斯年曾在《新潮》介绍过俄国的社会革命；罗家伦念北大时，和李大钊过从甚密，主张俄国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将成为世界潮流。即以毛泽东而论，青年时期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时期敬仰胡适（毛对斯诺说的），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又有几次变化，自嘲上过「绿林大学」，晚年更自称是「秦始皇加史达林」。

高力克教授以个案分析号称自由主义者的「哥大四杰」。胡适从政权的批评者，转为体制内的诤言者，终于和国民政府温和合作；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廷黻于1936年入阁，「论」而优则仕；罗隆基热衷实际政治，后来接受了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费边社理论，加入国社党和民主同盟，最后更走向了反对派；而徐志摩选择远离政治，独自走上文学的道路。留美归国学人也许相信自由主义的抽象理念，但总怀疑它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钟鼎山林，人各有志，哥大毕业生各走各的阳关道，这是自然不过的事。高教授所刻画的正是留美知识人心路历程及其政治道路的几个典型。知识人在个人自由与国家重建的矛盾中煎熬，左右摇摆，忽左忽右。倒不是他们骑墙，也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任何思想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各种主义一窝蜂涌入中国，思想界对这些新生事物一知半解，根本来不及消化，更遑论达成共识。

咄咄书生 空有理想

章清教授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最早原是被政敌所戴的一顶帽子，颇有贬义，后来才逐渐为知识人所接受。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笼统而分歧：有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也不以为然；有人开始不肯认同这个身分，随着时势变化才开始慢慢接受；有些「自由主义者」甚至有条件接受独裁专制。胡适的《努力周报》和梁启超的研究系有龃龉，但研究系和梁启超自以为是「自由主义者」。即连「胡适派」的成员，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完全是自由主义者。丁文江同胡适一起办《努力周报》（1922-1923）和《独立评论》（1932-1937），但他原属于研究系的，和胡适立场未必完全一致。罗隆基、闻一多和梁实秋这些清华校友，自美回国后，一起参加以胡适为首的《新月》（1928-1932），但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发起的「大江会」（1923）却信奉国家主义。后来梁实秋转入自由主义的阵营，罗隆基却加入国家社会党，转民主同盟。抗战后期，西南联大许多英美派学者纷纷左倾，闻一多尤属激进，他们算不算是「自由主义者」？衡量谁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从自我认定的角度，可能与「后设」概念的解释大相径庭。至于陈寅恪浩叹「最不自由是文人」，又当别解。总之，标签贴得这么乱，令人不禁想起法国大革命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以行！」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半是书斋型精英，咄咄书生，空有理想，只能纸上谈兵，既没有组织力，也没有行动力，在整个中国茫茫人海中不啻是孤岛；不论从出身、教育背景和关注的问题来说，他们和社会底层几乎完全是脱节的。但他们背腹受敌，布尔什维克者骂他们保守，保守派骂他们激进。1930年代以后，有些文人进入政府体制，虽有报国情怀，却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政海倾轧中浮沉，丧失理想；更大多数文人论政而不参政，与权力中心若即若离，在政治势力的夹缝中单打独斗，最终怎能不头破血流而以失败收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