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宜敬／台湾精神错乱的新创产业政策
▲台湾的劳基法，要求所有的公司都把员工当成工厂的作业员看待，按时计酬。（图／pixabay）
●林宜敬／台湾大学资讯工程系毕业，美国布朗大学电脑科学博士。2002 年创办艾尔科技公司，推出专业的听力及口说训练软体 MyET，现担任执行长。
过去六个月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重写改善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程式。但就在上个礼拜，我却发觉我新写的程式有一个 “Memory Leak” 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的程式执行的越久，使用的记忆体越大，效能越差，甚至还可能会当机。而我花了许多的时间，却一直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恰逢星期六，又是台风天。但是我仍然放心不下那个程式，所以下午又一个人跑到办公室里去找问题。我一边上脸书，一边听滚石合唱团跟披头四的音乐，一边写程式做实验。而当我的思绪被卡住的时候，就跑去整理公司的两个水族箱。
但我仍然找不到那个问题。一直等到 George Harrison 开始唱 "My Sweet Lord" （我亲爱的上帝）的时候，我终于领悟到，应该是上帝要我休息了。所以我就将有问题的程式列印出来，锁上公司的大门回家了。
临睡前，我躺在床上，又把那段列印出来的程式拿出来看，结果居然很快的就找到问题。而今天一早我跑到公司里，把那一行有问题的程式修改掉，果然很顺利的就把那个 “Memory Leak" 的恼人问题排除掉了。我非常的兴奋，兴奋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大吼。
我所说的状况，不过是一个软体工程师的日常。但是在许多台湾政界人士跟乡民的眼里，我是一个被公司压榨的工程师。
我在台风天上班，我在周末上班，我把我的工作带回家做，我没有计算公时，也没有打卡。不过，倒是没有人会要我去举报我的老板，因为我就是老板。而现在在台湾，只有老板才能自行决定上班的时间。
台湾的政治人物总是说，台湾的产业要升级、要转型、要发挥创意、要做高价值的软体产业。但是在政策上却反其道而行，一部劳基法，要求所有的公司都把员工当成工厂的作业员看待，按时计酬。
像软体这种靠脑力的产业，每个员工的能力差距很大，工作的习惯也很不一样。一个每天工作12小时的程式设计师，产出未必比一个每天工作6个小时的程式设计师大，所设计出来的程式也不见得比较好。
反之亦然。
有些程式设计师喜欢在公司里专心工作，做完就下班，因此他们上班的时数不多；有些工程师喜欢一边工作一边玩，并借此激发出自己的创意，因此他们上班的时数多，产出也多；但是也有一些工程师一边工作一边玩，却从来都没有什么创意，因此他们上班的时数多，产出却没有比较多。
也就是说，计算员工的工时，对一家靠脑力与创意来赚钱的公司来说，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工作环境友善而重视创意的公司，并不会去管员工在公司在公司里做什么。员工写程式也好、上网也好、静坐冥想也好、聊天喝咖啡也好、玩乐器唱歌也好，只要一个员工能发挥创意，做出好的产品，就是好员工。
而如果员工的思绪被卡住了，想去公园里走走，或是去打场球，或是去大卖场里逛逛，或甚至回家去带小孩，只要去跟上司讲一声，公司既不会干涉，也不会扣薪水。因为公司在乎的并不是员工在办公室里待了多少时间，而是员工是否能做出好的产品。
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矽谷的科技公司大多是责任制，而不是按时计酬。
通常从事知识产业的公司会分红给员工，也会分股票给员工，但就是不会发加班费给员工。所以在矽谷高科技公司里工作的员工，通常是靠着分股票或是分红而赚大钱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人在矽谷是靠着领加班费而发大财的。
其实在二十年前，台湾也有很多的「电子新贵」，他们同样是靠着分红与分股票而赚了很多钱，而不是靠着领加班费发大财的。
偏偏后来台湾修改法令，把员工分红费用化，让新创公司分股票给员工的意愿大减。结果就是一个公司跟员工双输的局面。
我所知道的美国矽谷，以及二十年前的台湾电子资讯业，新创公司里的老板跟员工并不是泾渭分明，更不是对立的。新创团队里的成员要不是公司的股东，就是可以参与分红配股。大家的向心力都很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某种程度的老板。
而现在的台湾，在政客与酸民的煽风点火之下，老板跟员工是泾渭分明，甚至是对立的。只有公司的老板可以正大光明的让自己采用责任制，对自己的工作时间与产出负责。
矽谷的新创公司讲究的是整个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台湾的公司只能靠老板自己发挥战力。也难怪，台湾的新创公司成功的不多，倒是个人工作室越来越多了。所以每次跟台湾政界的朋友谈新创产业政策，我就一肚子火。
台湾一直喊着要产业升级、要转型、要发挥创意、要做高价值的软体产业。但是却要求软体公司把员工当成生产线的作业员来管。
这真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创新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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