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激进宏观政策是美国通胀关键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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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涨幅从4月4.2%上升到5.0%，录得该指标值近13年来新高，剔除食物与能源的核心CPI涨幅也从上月3.0%增长3.8%。如何看待美国新一轮通胀成因及其演变趋势，通胀压力对美国经济政策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引发美国国内以及国际财金界广泛关注。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几个月前，美国学界就拜登政府刺激政策是否会引发通胀展开的热烈讨论，当时不同观点与分析逻辑的对话交锋，对辨析目前通胀及其未来走势也不无裨益。
年初拜登政府就任后，在经济政策领域优先推进美国纾困计划（ARA）。这个总额高达1.9万亿美元财政法案，除了包含进一步提供支持疫情防控所需追加资源外，绝大部分金额用于居民收入发放、失业者额外补贴、州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等支出项目，成为美国历史上向家庭个人和地方政府转移收入最大规模的单个法案。
该法案在美国引发广泛争议。大部分选民支持然而共和党全面抵制，信奉财政保守主义和主张财政干预取向的人群自然观点分歧，甚至在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不同意见。具有戏剧性的是，克鲁格曼教授和萨默斯教授这两位同属民主党阵营的重量级学者和新凯恩斯学派的领军人物，对这个法案看法系统对立并在2月中旬展开了一场公开视频会辩论。由于两人一般政治和学术立场相近，其分析观点排除了价值观和一般理念因素影响，为观察拜登法案利弊及其与通胀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场景和视角。
从相关报道资料看，两人都赞同拜登政府“重建得更美好（3B）”方针和重视运用财政手段，然而对1.9万亿美元纾困计划适度性和影响存在不同意见。萨默斯根据官方机构CBO估计数据，认为在给定去年12月已推出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基础上，美国GDP缺口将从2021年年初500亿美元下降到年底200亿美元，拜登计划将每月提供1500亿美元额外刺激，相当于产出缺口三倍，刺激力度明显过大。此外他认为四口之家通常每周1000美元收入，六个月约有2.2万美元收入，拜登纾困法案将使这类家庭未来六个月收入达到3万美元，收入补贴程度超过纾困需要。克鲁格曼强调灾难纾困的场景类似战争而不是一般经济衰退，这时分析常规刺激政策采用的产出缺口方法不再适用：当珍珠港遭遇偷袭时，考虑“有多大产出缺口”不再有意义。对于收入补贴过度的质疑，他认为在疫情带来难得政治可行形势下，给老百姓多提供一些收入是好事。
有关财政干预规模适度性的争议观点，涉及立场倾向因素，也不便直接检验，论者各执一词难以客观评价。有关法案是否带来通胀风险争论则不同，对不同观点可结合后续通胀形势演变情况加以评估。萨默斯的一个中心观点，是认为财政干预力度过大会带来通胀风险，需设计配套防范措施，避免通胀大势已成后美联储被动紧缩使经济再次衰退。克鲁格曼对此针锋相对地指出，萨默斯过于担忧通胀风险，观点并不正确。他认为疫情救助背景下大规模转移支付是一次性事件，由此带来的家庭个人以及地方政府收入激增并不会马上支出，其较大部分会形成储蓄因而不会导致通胀。他还颇有信心地表示：预计法案不久会按原样通过，“然后我们再看有没有通胀（Then we’ll find out）”。
克鲁格曼教授对通胀预测不以为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位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现实经济和政策分析讨论长期重视通货紧缩与流动性陷阱风险，1999年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体现他过去20余年分析宏观经济的基本视角思路。从经验看，上世纪80年代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不再受到持续通胀的困扰，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还先后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一段时期菲利普斯曲线呈现扁平化趋势，克鲁格曼有理由认为上述长期态势很难说变就变。另外二人在2月中旬视频辩论时，能看到的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是1月份CPI增速1.4%，与上年12月CPI增速持平，当时现实形势似乎也不支持通胀预警。
不过此后几个月美国通胀形势朝着印证萨默斯预警方向演变。CPI增速从元月1.4%低位回升到2月的1.7%和3月的2.6%，4月和5月进一步跳升到4.2%和5%，5月CPI增速成为2008年8月5.3%以后的最高值。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增速，也从1月的1.4%一路增长到5月的3.8%。从更能反应最新动态的月环比增速看，5月美国CPI和核心CPI月环比增速分别为0.8%和0.7%，大幅超过机构对二者的0.5%预测数。即便下半年美国通胀水平能较快回落并在年底降到2%以下，2021年美国全年CPI和核心CPI增速也可能分别在6%和5%以上。
针对美国宏观经济最新走势，6月15-16日举行的美联储FOMC例会更新了对美国部分宏观经济部分指标的预测值，例如今年美国GDP增速预测中位数从3月的6.5%提升到7.0%，个人消费支出（PCE）通胀增速从3月的2.4%大幅提升到3.4%。不过美联储对通胀形势整体评估出语谨慎，坚持认为最新通胀上涨动态是“暂时的（transitory）”，因而维持此前零利率和数量宽松政策不变。同时在利率决议中将隔夜逆回购工具利率(ON RRP)上调5个基点至0.05%，同时还将超额准备金利率(IOER)上调了5个基点至0.15%，还是对流动性拥挤形势进行了边际调节。
美国通胀争论主题，从年初会不会发生通胀，转变为热议目前已发生通胀是暂时性还是持续性的。要透彻评估美国通胀走势，首先要正确理解目前通胀发力的根源。一般而言，通胀压力源自宏观总供求关系失衡。就美国目前通胀而言，其背景条件在于疫情形势趋稳后需求较快重启与供给能力修复相对滞后矛盾，也部分体现去年4月前后物价降幅低谷通过基数效应推高近期通胀的统计因素影响，然而更为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强大刺激作用。激进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配合推动总需求急速超常扩张，然而对供给提振作用远不及对需求影响，甚至某些政策举措还对工作意愿和劳动力供给产生局部边际性抑制作用。宏调政策对供需两端刺激作用的不对称性，是助推宏观经济供不应求和通胀飙升的重要推手。
去年新冠疫情大规模扩散造成美国经济大半个世纪以来最大幅收缩，倒逼美国政府采取规模空前的救助刺激政策加以应对。经过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时期政策透支，疫情危机时美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已大为逼窄，然而美联储仍在第一时间采取了快速降息和超级宽松政策举措，后来又重新表述货币政策目标，把货币宽松与刺激力度提升到新水平。财政手段运用更是明显改变了应对金融危机时较为克制方针，去年3月以来各类救助刺激法案轮番推出，刺激规模不断超预期破底线，凸显美国财政政策方针朝积极干预方向大尺度转型。
2020年特朗普政府从3月6日到12月27日共出台五次财政刺激措施，总金额约为3.78万亿美元。拜登入主白宫后于3月27日签署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法案，接着又先后提出2.35万亿美元的基建和就业计划以及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去年12月9000亿纾困法案中，6000多亿美元用于居民放救济金、额外失业救济和中小企业救助等；拜登纾困法案中1万亿美元用于向个人和家庭发放救济金和失业补贴，3700亿美元用于向州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3个月两大纾困法案直接向个人家庭提供收入和补贴相当于美国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8%以上，加上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上述GDP占比值高达10%上下。
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去年1和2季度分别收缩5%和31.4%，不过3和4季度分别反弹增长33.4 %和4.3%，随着去年底开始大规模疫苗接种，市场预期今年经济复苏有望持续展开。数据显示，虽然疫情导致美国个人工资和经营收入显著下降，然而得益于财政刺激，个人收入总体在疫情期间大幅上升。去年4月个人收入同比增长12%，此后直到去年底每个月都维持增长，今年1月和3月收入增速更是分别跳升到15%和28%。在收入强劲增长推动下，美国消费需求特别零售需求大幅飙升。以2020年初美国零售消费为100，该指数在去年4月跌落到82.5左右，但是此后强劲反弹，今年4-5月达到123上下。一年多疫情期间商品零售累计增幅超两成，即便在美国经济景气繁荣期也难得一见。
与收入和需求超常增长比较，美国供给面修复则明显滞后。以2019年初美国工业产出为100，2020年4月工业落入谷底时该指数值为81.5，此后工业生产逐步复苏，指数值到今年5月恢复到97.7%，仍未达到2019年初水平。又如美国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速高出生产增速的幅度，今年3月份达到峰值45%，比上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记录高出约一半。另外美国失业率从今年元月6.3%下降到5月5.8%，月均降幅只有0.1个百分点。日前美联储议息例会大幅调高2021年经济增速和通胀率等指标同时，对今年失业率维持4.5%预测值不变。除了疫情残余因素影响外，高补贴对工作意愿影响可能也对失业率进一步回落构成某种制约。
与供求失衡结构特点相联系，美国5月份统计数据显示家庭和个人耐用消费品以及旅行相关服务价格上升最为突出。如5月各类家具价格同比增长在9.8%到11.4%之间；主要家用电器价格涨幅为12.3%，其中洗衣设备价格涨幅高达26.5%；二手车和卡车价格涨幅高达29.7%。服务中的轿车和卡车租金增幅高达1.1倍，飞机票价上浮24.1%，酒店和汽车旅馆价格同比增长10%。如果说旅行服务等价格飙升较多反映一年前这类服务需求和价格极度萎缩派生的基数效应，耐用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则突出体现刺激政策支持超常需求增长与供给相对不足矛盾的影响。
新一轮美国通胀是在疫情危机后经济复苏与空前刺激政策叠加作用下发生的，与这个特殊背景条件相联系部分通胀驱动因素具有一次性和阶段性特点。例如芯片和其它供应链扰动因素对相关行业制造供给能力影响经过一段调整期有望缓解，去年疫情爆发后经济休克伴随物价走低对今年物价走势的翘尾作用也会过去，另外3个月内财政发钱规模达到GDP十分之一情形在未来短期内估计也难以再现。考虑这类因素，认为美国目前通胀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不无道理。
然而全面观察这次通胀形成机制，美国货币财政双宽松政策组合，特别是在美国财政决策新思维支配下实施的激进财政干预措施，对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中供求关系失衡和通胀产生了关键作用。从目前形势看，拜登政府仍在积极谋求推进两大财政刺激法案，美联储去年对货币政策目标重新表述意味着货币政策将更看重就业并加大通胀容忍度，通过强化刺激造成“高压经济”摆脱战略困境仍主导美国宏调政策取向。这类组合政策虽在提振需求上比较得心应手，然而对激活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会间歇性加剧宏观经济层面的供不应求矛盾。只要上述宏观政策方针不改变，美国通胀压力可能难以得到根本缓解。
卢锋，2021年6月23日[1]
注释：
[1]本文根据笔者在2021年6月21日CF40一次内部讨论会发言部分内容充实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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