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规则、潜规则
明规则、潜规则。(示意图／达志影像shutterstock提供)
川普发动的贸易战，反映的是美中政治经济体制的矛盾，不是川普个人的好恶。川普个人的风格或许影响了美国对抗中国的招数，但体制矛盾将使美中对抗持续下去，如果不是一个世纪，至少十年、二十年。这种体制的矛盾在去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更加凸显。
拜登在竞选中对贸易政策的宣示不多，但明确主张回归国际规则。回归国际规则，才有和盟邦协力抗中的可能。若要回归国际规则，势必要重返多边体制，WTO非改革不可。
美中的贸易战不单纯是贸易之争，它是霸权之争，也是文明之争，无法轻易和解。未来世界面对的难题很清楚：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想法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价值观不同，尤其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南辕北辙的主张。
据说中国在加入WTO前，和美国的双边谈判进行到最后关头时，还有几项美方坚持但中方无法让步的议题，使谈判陷入破裂边缘，最后由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马和美方代表团进行「上驷对下驷」的谈判，做出重大让步而让双方达成最终协议，其中一项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 。中国承诺在入会后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银行业务，在入会五年后（2006年开始）对外商银行几乎全面开放，不限制法人形态，可以独资、合资、或以分行型态在中国营业，而且取消地区限制，开放人民币业物，与本国银行享受同样监理标准。这项承诺，基本上是五年后给外国银行国民待遇，当时惊天动地，超越其他开发中国家的入会水准，也超越中国谈判官员的想像。然而十年以后，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市场地位不进反退，朱镕基的勇敢承诺证明是做不到的承诺。
在入会前，仅有少数外商银行获准在中国特定的城市营业，经营外汇业务。中国入会的开放承诺让大家充满期待，2006年中国依照约定开放外商成立现地法人的银行（子行），并发给人民币业务的执照，一时之间外商银行满地开花，外银在市场的占有率（以资产占比衡量）攀升，由入会前的1.5%上升到2007年高峰的2.38%，但此后就节节下落。以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新数字，2019年10月底时的外银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只有1.22%，甚至低于入会前的水准，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市占率39.3%相较，完全不构成竞争威胁 。只能说，开放银行业务二十年后，银行国家队完胜。
表面上，中国并没有黄牛，外商银行已经进入中国，而且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在中国设立的法人银行，基本上也享受国民待遇。设立分行者，因总行在境外，没有国民待遇问题，只能吸收大额的定期存款，现行规定为50万人民币以上。虽然外银经常抱怨银监会（2018年后改为银保监会）对它们的监管比较严格，反映在外银的呆帐比例较本国银行低、资本适足率较本国银行为高等指标上，但这些监理的歧视对外银的发展影响有限。外银发展不如预期的最大原因不是监理问题，而是市场进入的受限。外银所受限制包括进场的资格和等待期，例如要申请成立法人银行（子行），外国银行母体的资产要超过100亿美元，而且须先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两年，绩效良好，才有申请资格。如果申请设立分行，外国银行母体的资产必须超过200亿美元。但这些门槛也非最大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境内服务据点的拓展困难。
(本文摘自《美中贸易战，战什么？》/时报出版)
【作者简介】
曾任台大经济系教授、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经建会和国发会主委，现为台大名誉教授，专长国际贸易。
《美中贸易战，战什么？》/时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