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以香港揽炒不归路为鉴
旺报社评
今年大陆两会报告涉台部分照本宣科，并无新意，真正的震撼弹是人大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大幅变更，立法会直选议席压缩至不到3成，增设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无论北京如何重申「一国」底线多么重要、如何强调对香港反中势力忍无可忍，香港政治制度离《基本法》所设定的民主化远景目标渐行渐远，却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政治学大师达尔曾对威权政体能否民主转型，提出「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两大决定要素。威权统治者的容忍成本愈低（愈能容忍）、镇压成本愈高（愈难镇压），民主转型机会愈大。港英时期香港有自由无民主，97后反对派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北京对泛民「反共爱国」主张曾有所包容，同时香港国际化程度高、金融地位对大陆经济相当重要，故在回归后15年内，北京很少正面或高调介入香港政治，对碰触香港政治制度更是慎之又慎。
依照世人普遍认知的情境，《香港基本法》为一个更加开放、民主的香港政治制度擘画了路线图，也是一个和平稳定的民主转型方案：97后的香港被允许保留部分民选议席，再循序渐进地扩大民选议席规模，同时逐步探索特首直选的制度，最终令香港走向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制。这本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初中英谈判时北京说服英方和港人的重要理由之一，更具有向台湾示范的意义。
当然，包括港府、北京在内，也曾认真考虑过逐步放开普选，但在「特首不能和中央作对」的考量下，北京在2014年授权港府制定的普选方案中设置了严格的提名条件，即保证了北京对候选人具有决定权。这个方案充分印证了达尔「两个成本」理论，即北京的容忍成本是有限度的，但在较高的镇压成本面前，当时中共无意彻底否决香港普选之路，而是以小心翼翼方式推进，尽量顺应港人和国际社会的期待。
不过，官方普选方案被香港反对派视为所谓「假普选」，一面发起占领中环，另一面强力杯葛，最终港人不仅什么也没得到，反而开启了通向「揽炒（玉石俱焚）」的不归路。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当初「鸟笼普选」通过并实现了呢？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是不是至少向前走了很小却关键的一步呢？如果港人在北京预期下普选出特首，会不会令北京对民主化更加包容呢？可惜现实却通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过去5年，香港反对派「逢中必反」的激进言行彻底摧毁与北京建立信任和沟通的基础，「反送中」运动标志着北京对香港政坛的容忍成本骤升。与此同时，陆资愈加控制香港金融命脉，欧美近1年的涉港制裁几乎无效，亦展现出北京对香港经济的掌控力。故北京去年订立《香港国安法》后，镇压成本大幅降低，反对派政治人物被一网打尽。这完全走向了民主转型理论的相反，果然此次人大决定令香港民主化路径彻底逆转。
虽然香港和台湾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况完全不同，但不可否认，北京决策者对港、台的政治思考与行事逻辑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两个成本」的理论仍然可以借用来判断北京接下来的对台思维。台湾若认同九二共识，不搞台独，北京自然对「一中各表」、「中华民国」有所包容，解决两岸政治分歧就有更多弹性空间。同时，台湾愈是加强与大陆经济、文化、社会的纽带，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的格局，大陆武统的成本也就愈高，两岸和平就愈有保障。
但正如当年香港反对派毫不妥协，决定与北京「揽炒」到底，民进党很不智、不幸地选择了否认九二共识、去中国化的最坏剧本。当两岸失去政治连结，大陆对中华民国的容忍成本必定增加；当两岸依存关系被削弱，大陆更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台武备、军事施压，包括武统在内「硬的一手」的成本大幅降低。今天北京可以毫不回应台湾农民的诉求和各界异议而维持凤梨禁令，也可以毫不理会陆委会主委邱太三「春暖花开」的善意发言而继续军事施压，已证明了上述推断。
台湾、香港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很遗憾，港人终究无法以稳定、平顺的方式应对，引导北京，让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华民族生根开花。作为唯一民主化成功的华人社会，台湾当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