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前进后退 转左靠右（周天玮）
1917年俄国革命，列宁率领，影响深远，4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列宁本人只在位7年，跟随他的史达林和毛泽东都在位大约30年。继随者之中，邓小平和普丁各领20年。
普丁主政俄国，但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中共现由习近平主政，重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引起西方疑虑，并以史、毛的继承人自居，意味着中共不但「转左」且构成「系统性挑战」。习转左，究竟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反腐脱贫的必要，还是在进退之间寻索政策的合法性基础？看起来未必不兼而有之。很显然，习为了要达成使命，便必须向邓、普的任期长度靠近。他的任期因此也成为变数，牵动中国前途。
以上是近百年的一个背景。目前举世关切中共的转左成因？往何处去？但凡成因，要综合考虑，可是针对问题，必须认识到中国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有大约10年。至于往何处去，既要观察中共后续的政策目标，也必须留意习将来的「靠右」潜力。
中共转左，一部分系政治驱动，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和制度因素。2013年习上任之初，经济政策与改革轨道并没有左转迹象，他所采取的宏观调控和对外（含对美）投资政策都具备开放性，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13年的700亿美元，剧增到2016年的2000亿美元。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也可为佐证。可中国GDP增长率自2011年已缩小为个位数，从2012年开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渐次明确：资本的边际收益逐年递减，工业化所能够带来的增长动能消失，产能过剩，因此而投资活动脱实向虚，宏观政策失灵。
这是大陆40年未有的危机和严重警讯，但外界一般还只注意到总量的眩惑。于是2014年11月习近平对外谈话，正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具体指出跨越陷阱的方略是「行稳致远」，关键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自此中共政策从市场向政府转移，2016年开始实施的第13个「五年计划」，于是更加重视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后退」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前进」。
中共承诺在2021建党百年要达到「脱贫」与建成「小康社会」，其实本质上是针对「突破中等收入」做另一种方式的表述。跨越陷阱，初步要靠提升城镇人口收入、促进公平、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它同时必须丰富产业结构和鼓励创新。从中等收入步入并持续保持在高收入国家之林，它最后更必须要杜绝贪腐和健全中产阶级。
目前中国估计，如果在未来几年GDP保持每年5%的增长，到2025年，人均GDP达到1.35万美元以上，中国将跟随「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美国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必须在3年内做好改革、达成突破，否则后果堪虞，各种问题都会相继引爆。
至于跨越之后的下一步目标，中共已具体表述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是一个法治的、内需畅旺、对外开放的社会。很显然，习必须在经历这一波的「转左」之后，随即奠定基础准备「靠右」，要做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保障产权、引进科技、活化竞争，让民间与市场能量持续充沛，否则如何能够顺利企及？（作者为法学博士、美国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