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一次的机遇（上）《如何学作罗霈颖的哥哥》之七
1865 顾麟士1897 33岁 仿李江笔意山水。（罗青提供）
1830 翁同龢（赵古泥代笔）池静花深行书五言联。（罗青提供）
一 被迫收藏乐无穷
我画展的频率与台北艺术市场及台湾经济起飞，几乎同步往上进行，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才慢慢下滑，约五六年后，进入谷底。当年，台湾倚靠大陆市场支撑，经济勉强能够维持稳定，逃过亚洲金融劫难，然百业三十年来，一直不断上冲的气势不再，房市、画市渐渐陷入长期停滞，一直要到2014年才喘过气来。
而妹妹的演艺事业，到了2005年，也陷入了谷底，无奈顺从算命先生的建议，把名字从罗璧玲改成「霈颖」，取「有水斯有财」之义，希望从此能再「沛然颖发」一回。
不过，她从1990年代所启用的书画收藏印记：白文印：「璧玲真赏」、朱文印：「璧玲珍藏」，倒是一直沿用，始终没有改变。英文押花印：「Eva」，也未改动。 不过，这近二十年的本土停滞期，却给了我意外的机遇，让我水到渠成的，从海岛出发，挟艺游走于香港、上海、纽约、伦敦、巴黎、瑞士之间，不断的演讲、鉴定、画展，转劣势为优势，为自己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海外艺术天地。
书呆子如我，对名车豪宅，兴趣不大，卖画所得虽超过教书薪水甚多，然我全都一股脑，投入历代笔墨的收藏，满足嗜古爱画之奇癖。清代大收藏家博尔都（1649- 1708） 有「爱画入骨髓」一印，表示对历代名迹的珍爱，有如性命。近代书画大师及收藏大家张大千，常常自称「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并镌有庋藏印曰：「球图宝骨肉情」、「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这些都是爱艺者出自至诚的肺腑之言，绝非虚张声势的门面话。与那些左手进右手出，只知套利赚钱的好事家，当有天渊之别。
庸鄙凡愚如我，要想在艺术上有所精进，最佳途径，就是步溥心畬、张大千、黄君璧诸前贤的后尘，从临摹古画，到精鉴收藏，只有不断的向历代古人学习，方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
我是赞成「习古」甚至「泥古」的，因为要想能够成为「古人」，必须是天才中的天才，方才能够。虚浮烂夸的庸才，绝对无法名入「古人」之列。以我之迷骛，若整天都能跟天才在一起，切磋学习，绝对不会吃亏。一般自以为天才的蠢材，连识古都不配，遑论习古？更谈不上泥古。
我的第一批藏品，得之于香江藏家缪乐民先生。首次画展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九龙。他得知我手头有售画余款，趁返台探望妹妹缪爱贞之便，从香港带来一批张大千与关良的精品，以极优惠的价格，并附赠丁衍庸先生（1902-1978）的简笔水墨精品，逼我庋藏，让我毫无招架之力。
乐民先生是国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四、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缪培南先生（1895-1970）的第四子，同时也是衍公先生任教新亚书院时的学生。他相貌奇古，有如五代僧贯休（832-912）画的阿罗汉，丁字脸、三角眼、鹰勾鼻，有点暴牙外加颊边黑痣上有长毛飘飘，望之，如影剧中的匪类、鼠辈、坏蛋；即之，则温良恭俭让，乃一难得之谦谦诚信君子也。他特别尊师重道，友爱亲朋，曾多次在《雄狮美术》杂志发表文章，为乃师画作誉扬。
衍公当年任广东省立艺专校长，建树颇多，气象一新，后来因劝阻并开除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学潮的学生，遭到教授学生驱赶下台，于1949年只身流寓香江。当时他怀中所携，居然只是八大山人、石涛的画作和秦汉玉玺、铜印。阮囊羞涩、境况艰困时，他曾馆居于缪家，故缪氏兄弟姊妹多蓄衍公书画，日后常常持赠解人，毫不吝惜。
收藏古画的闸门，既然为我而开，此后活水源源不断，灌我心田，丰我笔墨，润我双眼，杜我贪念，启我知识，长我智慧，这都要感谢乐民先生当初热心启迪之功，令我铭念至今。
而妹妹受我影响，曾一度想涉猎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这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二 四百年来仅一次
若要摧毁一个文化传承，十年已经足够，若要恢复，三个十年，还嫌远远不够。
「十年文革」结束后，1979年，大陆邓小平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可行的经济制度。一穷二白的大陆一般民众，渐渐重拾正常贸易活动，为求彩色电视、收录音机、电子手表……等电子设备，改善生活，常以出售自家无法欣赏了解的祖传收藏，以为交换，遂令许多台湾渔船，放弃打鱼，成为两岸海上杂货骨董交易大户。这使得台北字画古物铺，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在短短三五年内，成了台湾古董交易中心，吸引大批日本观光客来台，大肆采购。
我掐指一算，发现这是四百年来仅有的机遇，不可错过。
从明朝万历皇帝（1563-1620）开始，对书画收藏，兴趣不大，皇家大内所蓄珍宝，大量流失，遂使民间收藏快速崛起，大收藏家如项元汴 （1525-1590）、王世贞 （1526-1590）、韩世能 （1528-1598）、詹景凤 （1532-1602）、董其昌（1555-1620）、陈继儒 （1558-1639）、李日华（1565-1635）、张丑（1577-1643）、钱谦益（1582-1664）、汪砢玉（1587-?）……纷纷出世，各自出版书画录，记载家藏精品，炫耀友朋，以为夸富斗奇之用，好事家人数之多，超越前代。弄得明末风雅之士，若无书画录之作，雕版行世，几乎难以在士林立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四，载有名士张泰阶（1588-）于崇祯七年（1634）出版《宝绘录》二十卷，记载他请人伪造六朝、晋唐以至元明巨迹，计二百余件，配上伪造题跋款识与鉴定印章，广为流传，冀博美誉之未能，反而沦为笑谈。
这批公私密藏书画，在明末清初，流散重整一次，在乾隆时代，又汇聚入皇家库房及私人巨富之手，臻至盛世收藏的顶峰高潮。到了清末民初，在外侮不断的情况下，仅皇室收藏，惨遭八国联军浩劫，支离破碎一次；民国成立，再遭溥仪与皇室太监盗卖，流散失所二次；对日抗战时，日人侵略掠夺，三次损坏遭窃。只有故宫国宝及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由专人护持运送，到达台湾，幸免于难。
至于私人重要收藏，历经各种劫难，全赖藏家舍命保护，大体保存完好；到了19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时，十年之间，所有的公私收藏，都受到一定的冲击，连带的，民众对文物鉴赏的能力也普遍下降，形成四百年来未有之新局，使「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变为四百年来最佳的收藏时机。
从1980年到2000年，台北的古董店，从原来的十几家，一下子变为一百多家，各种建设在地上或地下的文物商场，纷纷成立，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总号建立在桃园大溪鸿禧山庄的寄畅园。来往中、港、澳、台的单帮古董贩子，更是不计其数，经营的品类，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使台北成为收藏家的乐园。而台湾的藏家，继日本藏家之后，也在世界拍卖市场上，展现非凡的眼光与实力，赢得举世瞩目。
从1990年代初开始，世界两大拍卖公司苏富比与佳士得，纷纷来设代表处并举办拍卖预展，展出一流的古今中外文物，吸引了许多本地还有国外的藏家买家及艺术爱好者，前来观赏研究，使台湾一度有机会，迈步跨入世界艺术市场，大展鸿图，继而成为亚洲艺术中心。
可惜当时台湾朝野，在艺术教育及艺市认识上，都处于无知状态，有关艺术的法令规章，也都还停留在愚昧层次，不知文化艺术产业为何物？更遑论艺术产业与学术理论结合的重要性，及艺术产业机构、项目建立的先后顺序！
如何让藏家财富有效使用发挥影响、如何让艺术论断公信力正向成长、如何让认识创新机制渐趋成熟，以及如何让艺术市场的自由度不断增加，同时又让这四大艺术环节，有机发展，共生共荣，都是当时该注意而未注意的重要议题。最后导致世界艺术市场，全面撤离台湾，而台北成为亚洲艺术中心的美梦，也随风而逝，逝如梦幻泡影的亚洲金融中心。
四百年来唯一的一次机遇，就这样白白在台湾朝野无知的指缝间，溜失了！（明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