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烟火琴声一梦（下） 《如何学作罗霈颖的哥哥》之五

妹妹在餐馆举办的St. George’s Nite Party，布置会场。只见她穿着员工制服，在餐馆门口，身先士卒，爬上椅子，挂起一串又一串的鞭炮，准备迎接客人到来。（罗青提供）

往f型音孔里瞧，音箱背板依稀可以分辨写的是Joseph Guarnerius fecit。（罗青提供）

三 眼尖提琴梦

餐厅经营失利，气急败坏，急于扳回一城的妹妹，又立即倾囊下注，赌上股票，结果仍然是先赢后输，一败涂地。一年多后，妹妹痛定思痛，咬牙苦撑，振奋精神，回归本行，徐图东山再起。

1990年，准备了两年的父母，终于决定，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赴大陆探亲，先访视母亲在北京、沈阳的亲戚，再回湖南老家，看望父亲大哥的遗孀及侄子侄女，因为大伯已在文革时，遭红卫兵迫害自尽。

探亲之行，可谓罗家近四十年来的头等大事。父母为每位亲人预备了三千美金薄仪，做为见面礼。不能随行的妹妹与我，也都各有贡献。我因为手头刚好来了一笔售画款，遂能大方提供出来，以备父母路上不时之需；后来由妈妈决定，用这笔款子，刚好可为我唯一健在的舅舅，在沈阳买一栋三室两厅的房子居住。

二老的大陆返乡之旅，顺利成功，自然不在话下。返台时，满满四大箱行李，塞满了各种土产礼物，也在意料之中。当大家一起打开父亲最后最大的一只行李箱时，妹妹与我都笑出声来。原来，里面还塞了一只黑色泛白的破烂小提琴箱子。

父亲解释到，这是妈妈在沈阳同父异母的三妹妹与三妹夫，硬要送的礼物。尤其是三妹夫，是地方上当红的眼科大夫，在收到美金的刹那，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他哽咽道：「虽然没见过面，但我们的大姊，果然真是大姊，四十年来，就没有人对我们这么好过。」于是他毅然决然，把密藏了近四十年的小提琴，千珍万宝的捧了出来，做为回礼，非要父母收下不可。他解释道，虽然这几年，拜邓小平改革开放之赐，割双眼皮美容的人越来越多，生活改善了不少，但家中拿得出手的，还只有这把小提琴。

当年在沈阳医学院实习的他，对小提琴十分着迷，但买不起也学不起。后来在一个偶然机缘中，他搭救了一位流亡东北的白俄贵族，获得了这把小提琴做为谢礼。他满心欢喜，摩拳擦掌，正准备好好练习一番，不幸遇到了「反右运动」，吓得赶快把琴收好藏好，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偷偷拿出来，摸摸，看看，再赶快复归原位。

有一次，提琴名家马思聪（1921-1987）到沈阳演奏，他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双手护着提琴，挤到马思聪面前，请他法眼一观。马思聪被人簇拥着，快速斜斜瞄了该琴一眼，半回头的对他喊道：「还可以！」「我这辈子，学小提琴是无望了！」三妹夫黯然道：「送到台湾，说不定还有知音。」

一旁围观的亲戚朋友，七嘴八舌，都怪他不识好歹，台湾什么没有，稀罕你这把破琴，看你这又脏又烂的琴盒，早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怎么还有脸拿来送人？况且这么一大家活，把人家的高级皮箱都要撑破了，又重兮兮的，别忘了，他们还要回湖南去，就拖着你这个多余的麻烦累赘，飞来飞去，你看合适吗？

大家面面相觑，看着皱起眉头的母亲。「这也是他一番心意！」父亲不忍当众扫了捧琴人的面子，「我看皮箱够大，装得下！不麻烦！不麻烦！」化解了一场尴尬局面。

「怎么样，志坚在美国，只有你们两个在这里，谁要？」爸爸问。「我有钢琴，已经够呛了，小提琴，就免了罢。」妹妹丢下一串笑声，走了。妈妈说：「你拿去吧，艺文界你认识人多，学校又有音乐系，比较容易找到适合转送的人。」

那时，我刚把我的「水墨斋」搬进怡安大厦六楼一年多，有一个屋顶温室花园与画室，空间比碧云华厦一楼小石园多出一半，在书架后面，藏一把小提琴，应该毫无问题。

三年过去，我获选应邀到美国圣路易美术馆，在一楼大厅举办「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第54回展（Currents 54），得空上至二楼，看到正在举行世界小提琴精品展，不免参观一番。我随意浏览，东看西看，总觉得有些眼熟，忽然想起家中那把小提琴，不禁心中一跳。

我对小提琴一窍不通，虽然认真努力，在展场里观摩了两三回，仍然不得要领，只好向大胡子展览主任请教。「你回台北，从你的提琴的f型音孔斜斜往里看，便可看到小提琴制作者的姓名。」大胡子说：「然后以此一制作家为核心，上下左右，把诸名家追寻对比一遍，便可知道个大概，开始入门。」

回到台北，我把尘封了三年的小提琴，拿出来一看，琴盒虽破，但提琴本身，仍保存良好，造型典雅，与我在美术馆理看到的，不相上下。我斜斜举起琴身，瞇着一只眼，往f型音孔里努力一瞧，果然，音箱背板上，贴有一张纸条，看了半天，依稀可以分辨，写的是Joseph Guarnerius fecit。（fecit德文：「制」）我立刻打电话到师大音乐系去请教，助教们帮忙查问了半天，下班前的回答是：「不晓得耶！没人听说过。」

这时，在延平中学读高一的大儿子放学回来，听了，头也不回的抛来一句：「家里不是有《大英百科全书》，先查一下再说啰！」就回他自己房间去了。

「这么专业的知识，百科全书里怎么会有？」我将信将疑的查了起来。不得了，随手一翻，就查到了，全名是Joseph Guarnerius del Gesu. （1698-1744） 此公乃十八世纪欧洲最有名的小提琴制作大家是也。开玩笑，连百科全书里都有，这该是多大的来头！这种琴，我再无知，也晓得至少值两百万美金以上，如果碰巧是稀世绝品，四五百万美金是跑不掉的。

我立刻把这消息电话告诉妹妹，她喜孜孜的在电话那头说：「哥厄，我们发财啰。」父母闻讯的反应是：「要是真这么贵，赶快设法还给人家。」「不是说都已经送给我们了吗？」我摸摸鼻子，有点懊恼的，小声嘟囔着。

1990年代的台湾，与六零年代，早已今非昔比，台南的奇美博物馆（1992），已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小提琴收藏，百万名琴，当然不只一把。我立刻打电话与奇美联络，希望馆方能发挥专业，助我一臂之力，验明真伪。可惜，一连联络了好几天，全都不得要领，只好作罢。

天无绝人之路，几天后，我接到大英博物馆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邀请，于暑假期间，到伦敦演讲并参加古画鉴定研讨会，可以趁此良机，把琴带去，当面请教。

那些年，我除了在师大英语系所专任外，仍继续在辅仁大学兼课，每周都要乘坐校车，台北、新庄来往一趟。起先几年，下课回台北时，都与天才诗人方莘同车，无话不谈，快乐无比。方莘去美国后，改与博学多闻的故宫客座研究员曾堉同车，畅谈古今中外艺术史，获益良多。曾堉在香港出车祸，回家静养后，我与历史系穷教授尹章义，辅仁大学的奇才兼富翁，凑在一起，讨论台湾近现代史，闻所未闻，大开耳界。

忍了好一阵子的我，一天，不小心，竟然把这桩小提琴奇遇，透漏给喜欢戴奇怪又难看帽子的胡子老尹。「这太浪漫太传奇了，想想看，沙皇贵族，爱乐如命，不幸遭遇列宁，丧尽家财，虎口余生，只落得身怀名琴，只身逃亡，潦倒东北，命悬一线。正在鬼门关头，忽然巧遇救命恩公，大难不死，遂倾囊以名琴相赠，永感盛德！」他摇头晃脑，一口气大声讲到这里，喳了喳嘴，意犹未尽，接着一拍大腿说：「新主爱琴入骨髓，虽不能操弓演奏，但却知百般呵护，有如祥云罩顶，保此名琴，逃过文革浩劫，终于十年之后，遇到善心识货正主，成此一段佳话。

琴乎琴乎，弓弦有知，必当迎风自鸣，韶乐飘升，欢庆九天也。」怎么样，不错吧，他兴奋得意的挥着手，好像提琴在他家一样。

「虽然琴不是我的，但每次跟你坐在一起，我也浑身泛起一阵满满的幸福感。」有一天老尹下车时，回头大声对我说：「幸福这玩意儿，居然会传染，你说怪不怪！」于是，我与妹妹就在这种幸福感中，度过了平生最舒服的六个月。

搭机飞伦敦时，太太为我制作了一个大锦囊，小心翼翼的把破琴盒，装在里面，有如包裹婴儿，一路怀抱到西思乐机场。好友韦陀教授来机场接我到他家小住。进门卸下行李，便到后院花园，在夕阳余晖中，欣赏墙上攀爬的红玫瑰、黄玫瑰，细品他夫人英淑泡的韩国茶，聊了半天，无一语提及放在进门厅的小提琴，连要求看一眼也没有。

我按耐不住，找了一个空档，直接了当的问，明天何时去大英博物馆，请教提琴专家。

「嗳，这点小事，何必费事约专家，明天早上，你带着琴，去舰队街（fleet st.）附近，随便哪一家提琴行，一问便知。方便得很。」

话锋一转，韦陀问我：「你对仇十洲熟不熟？会不会看？」

「我十几岁的时候，依照报纸杂志上的黑白照片，把台北故宫的仇实甫临摹了七八件，看不清楚的地方，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猜。」我回忆道：「后来等到故宫展出原件，便赶快跑去亲自核对，结果证明当初猜对了十之八九，很是得意，应该算是会看吧。」

「昨天下午，有一位老先生，拿了一件仇英到馆里来，说是要求鉴定。很长的一卷青绿山水人物，金碧辉煌，漂亮极了。」

「不用看了，一定是苏州片子，过去我见过七、八卷，不是属名『十洲』，就是款识『千里』，一律青绿描金，热闹极了，细究笔法、造型、设色，多半软弱无力，充满习气，毫无大家风范。」韦陀笑咪咪的连连称是，在英淑的呼唤声中，与我一起回屋内，共进晚餐。

第二天，我捧着宝琴，到达英国报业大本营舰队街。老友杨孔鑫（1923-）主持的中央社伦敦办事处，就在这条街上，他还写过一本《谁改变了舰队街》（中正书局，1996），介绍英国报业百年沧桑史。没想到小提琴大本营，也在这条街附近。

我沿路走去，果然，一家接一家，都是琴行。有一家，从街右看去，橱窗最大，但除却印在玻璃窗上的店名，空无一物。我过街走近一看，原来偌大个橱窗，只放了一把小提琴，而且还是横卧着的，一不注意，就错过了。该琴颜色如淡巧克力，琴头如麻花卷，造型十分特别，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

就这一家吧，我心里想，于是推门而入。店铺内空无一人，但见几个长条型玻璃柜，摆放成一个凹字型，中间有一台办公桌。我看了看柜子里的小提琴，看到玻璃柜上放了一台手按铃，便当按了一下。不一会儿，里面走出来一个蓄小胡子的小伙计。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小胡子站在办公桌后，礼貌的问我。

「I would like to see your manager, If he is available.」我用美语要求道。

「I am the manager Sir.」

「Oh！」

我有点尴尬的从锦囊中把琴盒掏出来，放在玻璃柜上，打开盖子，指着提琴用英国腔说：

「I have a violin here！」

「Yes, I can see that.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小胡子站在原地不动，并没有要过来看的意思。我只好斜斜把琴盒掂起来，亮出底牌说：

「It says Joseph Guarnerius！」（上面写着Joseph Guarnerius）

「Yes, I can see that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我暗暗骂了一声：「该死！」涨红了脸说：「Could you come over to have a look and estimate a price for me？」

（你能过来看看，估个价给我？）

小胡子依旧站在原地不动，头也不抬，一面翻阅桌子上的文件，一面闲闲随口回答：

「Three hundred to four hundred pounds Sir. Anything else do you want to know？Sir.」（300镑到400镑，先生。您还想问什么？）

「Oh, thanks, that’s it！」我的脸一下红到耳根：「Thank you for your time.」我讪讪的收起了提琴，摸摸鼻子，没有说再见，转身推门而出。

站在开始飘毛毛雨的人行道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想起了「仇英」，不禁莞尔一笑。（《如何学作罗霈颖的哥哥》系列六于十一月25日刊出）

后记：

我原封不动的把锦囊抱回了台北，遵母亲之嘱，交给了频频进出上海的妹妹，托她将提琴物归原主。近三十年后，这种被归为School of Joseph Guarnerius（瓜内蕤厄思派）的提琴，依品质的优劣区分，价钱好的时候，最高可值三到四千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