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杀人可以预防吗？
台北捷运出现大学生疯狂的砍杀事件，而此种随机杀人事件，虽可能有事前的征兆，尤其是精神异常的显现，却因难于察觉，致为社会治安的隐忧。如何预防，必成为重要的课题。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29条第1项，家属对患有精神疾病之家人，应协助就医，且依此法第19条第1项，经精神医师诊断为严重精神疾病者，不仅须通报卫生主管机关，更须由家属互推一人担任保护人，以来为相关紧急处置与照应。同时，根据精神卫生法第32条第1项，警察与消防机关于执行职务时，发现精神疾病者有自伤或伤人之虞者，亦须通报主管机关为处理。所以，我国对于严重精神疾病者的察觉，即采取多元通报系统，以课予卫生机关持续追踪的义务。若有必要，主管机关亦可依精神卫生法第41条第1项，送请两位以上医师为强制精神鉴定，并依据第42条第2项，为最长60日的强制住院治疗之处分，期能达到尽早治疗的预防效果。
只是此系统却有一个先天障碍，因在患有精神疾病者不可能主动就医，若家人亦无所警觉，甚或视就诊精神科为畏途下，此套预警机制即无从启动。又关于通报对象，仅限于严重精神疾病者，但依精神卫生法第3条第4款，对此竟规定为「须呈现与现实脱节之怪异思想及奇特行为，致不能处理自己事务者」，如此含糊不清的界定，不仅与时代脱节，更难为具体个案的判断标准。
以此次杀人事件的行为人来说，平时虽少与外界接触而处于孤立状态，且喜好血腥性电玩，却仍可正常就学，即便校方已有所察觉而介入辅导，但于宅文化当道的现今，此种状态并不显得特别异常。而就算行为人于事前，在脸书贴出砍杀字眼，并一直宣称要做大事，但若无进一步的医学诊断，实难判断出精神疾病是否严重。更何况，现行精神卫生法并未课予学校必须通报的义务，再加以其亦无强制学生就医之权力下，就只能为一般性、例行性的心理辅导与关心，暴力因子即可能因此被隐藏，一旦爆发即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所以，现行法制针对精神疾病的犯罪已设有多重的防制系统，但其效果显然相当有限，甚至如从此次屠杀事件的行为人，完全无任何精神疾病的就医记录来看，此机制根本难以启动，致须立即为全面的检讨与修法。而警察更得加强捷运站与列车的巡逻，以来保障乘客的安全及平抚大众的恐慌情绪。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