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航／防范随机杀人，政府还能做些什么？
文／周伟航
台湾近年持续发生随机杀人事件，虽然与国外相比发生率仍然偏低，甚至有数据指出台湾是全世界最低的，但只要发生一次，就足以引起社会整体的震撼与不安，连日发生，更可能造成有如恐怖攻击的心理效果。
多数人倾向以重刑来解决相关问题，但就学界与实务的双重角度看来，现有惩罚方式（包括死刑），除了安抚社会人心之外，不见得对于扼止类似犯罪有明显的效果，甚至也不清楚是否会造成反效果。因此，死刑或其他重刑于此较类似「安太岁」「收惊」之类的宗教仪式，信者对其效果言之凿凿，不信者认为这根本就是乱枪打鸟，或是毫无实效。
之所以这些司法手段的效果难以确定，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对于随机犯罪的全面研究。一是因为犯罪个案数量太少，难以从量化角度进行客观分析，若由整体社会角度进行观察，则因为观察范围太大，无法控制环境变数，很难确定是因为执行死刑造成这类犯罪数据升降，还是因为经济改善或其他社会推力之故。
就算有些学界单位排除万难进行独立调查，方法上也多集中在单一领域，通常只能掌握片面的资讯，缺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质性分析。
此外，这类犯罪的随机特性，可能代表其成因是多元的，但多数司法调查，仍想办法将之归类情杀、仇杀、财杀这三种常见范畴来切入，这当然就可能失之武断或简化。
要根绝随机杀人，治本之道应是找出这类犯罪最常见的几项成因，并且透过政府或社会力量一一解决或排除。
但因为片面研究或推测性的论述太多，因此像是「经济不景气」、「社会阶级停止流动」、「精神医疗照护网有破洞」、「缺少对高风险家庭的关怀」、「吸毒人口扩张」、「暴力电玩泛滥」等等理由都有人主张，但与个案均无法建立直接、有效的因果连结，也就无法说服政府或社会团体投注资源、加强管理。
▲有妈妈带着小女孩，给「小灯泡」温暖送行。（图／记者黄克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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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何不进行整合型与深度的研究呢？
只要试着设计研究计划，就会知道难处之所在。要找到随机杀人犯罪的成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犯案者的个人生活史与家庭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从他近期的活动情状，一直回溯到他的成长背景，甚至是出生前的家庭结构，并广及其意识形态与生理状态，甚至包括基因研究。
这已超出合理的司法侦查范围，难以由司法单位独立进行；而学术单位在未取得当事人和家属同意的状况下，也不可能针对当事人的隐私做这么全面的探查。若未取得当事人同意，以「对社会有利」之名直接展开调查，则会有侵害人权（包括嫌犯家人）的研究伦理争议，甚或违反相关法令。
不是犯了罪之后，我们就可以不顾嫌犯与其家人的隐私权，让各界以学术研究为名，任意取得其个资。而且这类研究可能涉及基因，其研究伦理问题就更加严肃了。
但因为量化研究困难，若要找寻最关键的犯罪成因，就需要直探这些最隐私的部份。那该如何是好？
像美国一样，订定专法解决伦理与法争议，授权特定单位来进行专案调查？立院会支持吗？一心只想扩大「绝对死刑」以满足民意的保守派立委，可能对此种研究不感兴趣；而倾向自由主义阵营的民代，更必然会认为这是侵害人权。
就算有了法律授权，国家是否愿意拨出预算，组成专责小组对随机杀人个案进行长期追踪研究，也是个问题。
首先，这种事情过了新闻热潮后，多数民众就不会关切，少了民意推力，又有多少民选官员、民代会在意？
其次，有时得到的结论不宜公开（可能形成对特定族群的歧视），只能让司法、行政单位内部参考，百姓或民代的「好奇心」无法满足，也可能转而会阻碍这类案件的研究。
更何况，是否要投注这么多的资源来防杜相对罕见的随机杀人，是很有讨论空间的。
不论是政府、学界，或是社会整体的民力，均属有限资源，是否该配置于极难掌控又罕见的随机杀人案件之上，这就不再是个伦理或法律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但现在除了立委民代漫天喊价，好像死刑不用钱之外，行政官员不是如某市长一推二五六，说政府力量不够，就是像某院长夸大强调司法力量，主张重刑可以治百病。这不是在推责任，就是在讨好民意，根本无心面对问题。
政府当然不可能包山包海承担一切，但至少可以出面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台湾社会若担心此类事件发生率疑似增加，那当然就该集中相关政界、学界与司法资源，在合法的状况下进行调查，或是在民意机关的授权下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找出最有可能的几种成因，并推动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近日的案件中，比较遗憾的，除了民代乱放砲之外，就是各级行政单位的隐遁，让人感觉这些政客所想的，就是等风头过了，即可恢复太平盛世。如果随机杀人事件是世道滑坡向下的警讯，那现在就是有承担者出面踩煞车的时刻；身为政治人物，不敢出来担就算了，还一脸想坐在车上兜风的模样，日子过那么爽，就等着翻老帐的报应之日来临吧。
●作者周伟航，笔名人渣文本，经营粉丝专页「特急件小周的人渣文本」，辅仁大学哲学博士，专长为伦理学，曾从事政治公关工作，目前为时论专栏作家。本文不代表公司立场。